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接受委派，指派我为被告人宋某某的辩护人。接受指派之后，我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进行了详细了解。又通过今天的庭审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情况。现依据本案事实和相关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本案两起盗窃案是被告人所为，应认定被告人无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更何况本案中被告人自始至终一直做无罪辩解，认为本案两起盗窃案都与其无关。所以在此情形下，更应该慎重审查证据，只有在确保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可能认定被告人有罪。本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具体如下：

一、本案中两起盗窃案中的两个物证即塑料绳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一）本案侦查机关在提取塑料绳时，没有制作的提取笔录，且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导致物证的来源不明，根据刑诉法解释第七十三条规定，在勘验过程中提取的物证未附笔录或者清单，不能证明物证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二）物证的保存及送检情况无迹可查，所以该物证送检时是否具备检验条件、检材是不是从盗窃案现场提取的原物等合理怀疑无法予以排除。所以，以上塑料绳头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三）塑料绳是间接证据，不能直接证明盗窃案是被告人所为。假设此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曾到过案发现场，但到过现场并不等于实施了盗窃行为。案发现场是超市和诊所，都是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任何到过现场的人都有可能留下痕迹，但留下痕迹并不等于实施犯罪行为。

（四）本案中塑料绳头是将盗窃案和被告人联系起来的唯一证据，而单一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更何况这个单一证据又是间接证据，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三、虞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技术室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的《证明》形式不合法且真实性存疑。

首先，该《证明》形式不合法，不能证明DNA检测结果。要证明DNA检查结果，必须经有检测资格的机构出具合法、规范的检测报告，而不能以侦查机关简单的证明形式呈现。所以，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其次，该《证明》显示，侦查机关是在2016年11月18日盗窃案现场的塑料绳头上提取检材DNA进行检测，检测结果与2016年2月4日盗窃案现场的DNA检测结果分型一致，两个结果共同比中被告人。但是，卷宗中并无两起盗窃案的DNA检测报告，那么两起盗窃案的检测结果是什么，是如何比对的，又是如何得出“分型一致”的结论的？

另外，DNA检测与鉴定的对象是各类生物性检材，如血液/血斑、精液/精斑、唾液斑、头发、骨头等，那么，本案中从塑料绳头上提取的检材到底是哪一种，上述《证明》里并未说明。既然检材种类不明，那么检测的方法和结果就不能确定，更不能以所谓的DNA检测和比对结果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四、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犯罪数额的指控证据不足。本案犯罪数额完全是按照受害人陈述确定的，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首先，被盗的三家受害人都自称被盗现金700元左右，这种巧合显然是不合常理的，也可以体现出其陈述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或者从众心理。

其次，从受害人陈述中还可以看出，他们本身对自己被盗的财物数额就持不确定态度，而证人张献军的证言也只是转述他从受害人口中听到的内容，更不足以为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定犯罪数额应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但本案中并没有其他佐证，也没有追回任何被盗物品，所以本案盗窃数额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五、本案证据不能排除重要的合理怀疑，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

（一）本案重要证据即塑料绳头是否能作为开锁工具使用？办案机关认为它是被遗留在现场的开锁工具，并加以特别关注，至于为何这样认定，却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事实上，绳头不但细小，而且很柔软，一般人根本无法相信能利用它把门锁打开。也就是说，现场的绳头是作案工具的可能性极小。如果不是作案工具，那么它就是犯罪现场的一般物品。在超市和诊所这样人流密集的地方，一个一般物品上有任何到过现场的人的DNA都不足为奇，从这个角度看来，假设绳头上有被告人的DNA也不能认定其实施了盗窃。

（二）本案盗窃者是否一定是通过技术性开锁进入室内的？有无其他可能的进入方式？本案证据不能确定偷盗者一定是通过开锁进入犯罪现场的，即不能排除其他方式（如翻墙进院以后打开后门）进入现场的可能性。如果是其他方式进入的，那么塑料绳这个证据在本案中就不是开锁工具，也就不能以绳头上的DNA来证明被告人是盗窃实施者。

（三）根据受害人杨某秋和杨某随的询问笔录可知，他两家门口都装有监控，也就是说侦查机关有调取监控录像的可能性，而一旦有监控录像将对案件事实的查清有极大的帮助。但侦查机关不但没有调取监控录像，而且还在《情况说明》里否认现场装有监控的事实，此做法与常理不符，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四）根据受害人陈述可知，失窃物品较多，很可能需要用车辆拉走，而且被盗的还有大件物品：一辆摩托车。如此多的物品，偷盗者在搬运、销赃的过程中难免会留下痕迹，但本案中却没有任何与此相关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定被告人有罪，证据明显不足。

综上所述，被告人始终做无罪辩解坚持认为自己蒙受冤屈，且本案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远远达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的定案标准，不应认定被告人有罪。

以上辩护意见，希望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此致

虞城县人民法院

辩护人：河南福聚律师事务所

杨凯律师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