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玻璃引发的血案

----- 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 二十万元赔偿获轻判

近日，山东省某县人民法院对本所律师代理的刘某某过失致人死亡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鉴于其具有自首情节、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方谅解、认罪悔罪、初犯偶犯，遂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判决后，被告人和被害人家属均表示接受案件结果，并感谢法官和双方律师的辛苦工作。至此，这起因为一块玻璃引发的命案，尘埃落定。

一、案情简介：因一块玻璃起纷争，被害人为朋友争面子两肋插刀参与打人而命丧黄泉，被告人为保护自己和家人出手伤人未料引发命案。

被告人刘某某，35岁，河北人，在山东省某县经营一家玻璃加工店，在行业内小有名气。

被害人赵某某，49岁，山东本地人，无业。

2010年4月8日下午15时许，被害人赵某某的朋友张某某，到被告人刘某某的玻璃店来取两天前定制的一块玻璃。付钱时，张某某想将玻璃的价格在原商定价的基础上再“砍砍价”，刘某某不同意，二人发生一点口角。张某某付完钱离开玻璃店后，自觉玻璃店老板很不给面子，张某某仗着自己是本地人刘某某是外地人，遂打电话约来被害人赵某某等五个朋友，一起又返回玻璃店欲“教育教育”这个外地人。返回玻璃店后，张某某和刘某某又发生口角，互不相让。此时，赵某某看到这个外地人很不给自己朋友面子，便顺手抄起店里的一把锤子去砸刘某某的后背。这样，刘某某在自己挨砸吃亏后，看到对方人多势众而自己一方都是老 弱家人，情急之下双手举起店里的一块玻璃，迎了上去。在打斗过程中，刘某某手里的玻璃被赵某某用锤子敲碎，刘某某捡起一片碎玻璃将赵某某的右大腿划伤（伤口较浅）。出人意料的是，赵某某在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案发后，刘某某主动到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被以涉嫌故意伤害（致死）刑事拘留。

后经法医鉴定，被害人赵某某系在外伤引发出血、疼痛及情绪激动等因素作用下，导致固有疾病（高血压）发作而死亡。随即，刘某某被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逮捕。

案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双方家属均不断到当地公安、检察、政法委、纪委等部门上访告状，死者家属认为定性过轻应定故意杀人罪，刘某某家属认为己方属于自卫不应负任何责任。

二、开庭前工作阶段，律师积极同时开展两手工作——调查取证和民事赔偿调解，为案件最终结果打下扎实的基础。

本案接受委托时已移送至法院即将开庭审理。时间有限，承办律师第一时间会见被告人、查阅案卷，并分别和承办法官、检察官沟通意见。汇总各方意见后，凭借律师职业的敏感性和办理此类案件的经验，承办律师为案件准备了两套对应预案，并同时开展两手工作：

第一套方案，积极会同承办法官和被害人方的代理律师，开展案件的民事赔偿调解工作，安抚被害人家属，打下作罪轻辩护的基础；

第二套方案，即第一时间到当地看守所，依法调取被告人刘某某收监前《体检表》等证据，以证明刘某某是在受到攻击受伤的情况下，出手伤人，属于正当防卫，以备作无罪辩护。

并且，在承办律师看来，积极的调查取证工作有利于降低被害人方的索赔预期，加速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庭审前，上述第一手的调解工作，通过承办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法”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双方律师的耐心沟通，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家属达成了初步的赔偿意向，被害方的索赔数额也从最初的30万元降至20万元。同时，第二手工作，通过承办律师在短短一周之内三次赴当地看守所，与看守所的领导沟通协调，顺利完成并将相关对被告人有利证据送至法院、检察院。

至此，通过以上两手工作，改变了被告人一方被动受牵制的局面，让被告人和家属都感到“案子又有了希望”，也为案件最终结果打下扎实的基础。

三、法庭审判：因为案件存在自首、积极赔偿以及被害方有一定过错等情节，对刘某某依法轻判缓刑。

开庭前，承办律师准备出两天时间专门会见被告人，为其分析两种辩护思路各自的利弊及法律风险。后考虑到无罪辩护思路存在一定的风险且被告人已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和承办律师商定，采取作罪轻辩护的思路。

如此，庭前被告人家属赔偿被害人家属20万元，被害人家属书面撤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表示原谅被告人。

庭审时，辩护律师除了详尽阐述了刘某某具有自首、积极赔偿并获被害方谅解、认罪悔罪、初犯偶犯等情节外，还特别阐述了另一个案件关键点——被害方找茬打人在先的过错。

因此，辩护律师建议法庭：虽然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考虑到本案，刘某某具有的诸多从轻情节，依法可以对其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适用缓刑。

最后，法庭在全部采纳辩护律师意见的基础上，依法判决被告人刘某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至此，案件虽了，思考继续，本案给承办律师两点心得，与读者分享：

第一、通过对话（包括协商和诉讼）解决纷争的成本，通常远远低于通过武力解决纷争的成本；

第二、办案思路永远不是从律师嘴里“制造”出来的，而是从律师和当事人的“心里”沟通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