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家鑫该不该被处以死刑，如今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21岁的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深夜驾驶私家车不慎撞伤骑电动自行车的女服务员，因为害怕承担法律责任，便用随身携带的刀具，连捅数刀，将伤者杀害。此后，他在家长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对犯罪事实也供认不讳，并多次向被害人家属表示道歉和忏悔。

　　因为犯案人是年轻的大学生，又是驾车撞人事件，一起并不十分严重的交通事故转化成了故意杀人案，由此引来人们对有关当代青年素养、大学教育和法律问题的多重思考。尤其是在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围绕药家鑫死刑问题的“情”与“法”，引发公众激辩。

　　就案情而言，药家鑫案比此前同样广受关注和争议的刘涌案、邓玉娇案等，事实要简单得多，几乎不涉及更多的政治、证据问题或者各方权利、利益的纠缠或者博弈。

　　按理来说，各类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审判，都是一件相当严肃、严谨并且是法理性、技术性特别强的事情，一般人很难从“专业”的角度去发表意见。即使是“法学专业人士”，因为对案件事实、证据细节的了解没有像审案法官那样的亲历、感受和理解，通常也不宜发表过多倾向性评论或结论性意见。

　　在我国，审案法官与公共舆论之间并没有构建起“隔离墙”，“互动”关系异常活跃，大量庞杂的公共议论和信息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进入司法领域，不时影响着法官的判断。最终，“利益平衡”就成为舆论高度关注下的司法判断的一种重要方式，使得不少法院因迁就舆论而导致判决偏离法律，已有前车之鉴。

　　药家鑫案的状态，现在也大体如此。比如被害人丈夫的态度就十分明朗，他不能接受药家鑫及其家长的道歉，“不能让妻子死得没有尊严”，强调只有判他死刑，才能对得起死去的妻子；而已经成为被告人并处在生死关头的药家鑫，则频频致歉，多次表示悔过，请求“宽大处理”，他的父母也在为“一时冲动”而杀人的大学生儿子求情。当然，这些当事人其实都明白，他们向法庭力争的，其实就是“杀”或者“不杀”、“死”或者“不死”的诉求。

　　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心情和情绪，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一方是突然之间失去了妻子的丈夫，逝去的亲情以及留下的无尽悲痛，一辈子都无法弥复；另一方则是处于生死关头的药家鑫，他及其律师所做的“一时冲动”的辩护，虽然遭人质疑，但在突然遭遇车祸后才“临时起意”杀人，自然可以成立。至于诸如此类与预谋杀人情节的差异，以及父母“送子归案”、“一贯表现良好”和“才21岁的在校大学生”对被告人行为量刑可能的综合影响，自当由法官去独立判断。

　　不过，司法作为一项理性的制度设计，其本质就是为了避免强烈个人情绪支配下的“当事人裁判”。在通常情况下，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由于受到利益、情感及其他私人因素的影响，一般都难以做到非常理性和保持中立。如果案件的审判不能由相对超脱的“第三方”去进行，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则可以依据或制约，那可能不是“同态复仇”、“株连九族”，就是“网开一面”、“宽大无边”了。这对于案件当事人和社会而言，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与公正，也就没有公平、正义可言。

　　法律及其现实中的司法，当然不可能不顾及民众的情感。法律和司法都需要深明大义、弘扬正义、权衡利益，并通过法律理念的张扬和司法裁决引领善行。但法治社会的要义是法院独立审判、依法办案，不应受到过多的私情影响，更不能被舆论压力所挟持。

　　“杀人者死”是我国传统的死刑观念，在民间根深蒂固，改革也确非一朝一夕之功。但社会在发展，死刑观念也需改变，我们早已向世界宣称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终究不能停留在削减那些已经长期不用的“死罪”上，需要在具体案件上有实质性的努力和突破。因此，在对待药家鑫是不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问题上，法院同样应当客观冷静、慎之又慎、独立裁判。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