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上海动迁政策及实务中始终存在的按人头给补偿的做法，这实际上是将解困的社会责任无形之中转嫁到动迁工作中去。本来，解决公民居住困难的社会责任必须通过住房保障政策来解决，比如提供提供廉租住房等；但是，政府始终没有做好住房保障的工作，始终将该工作嫁接在动拆迁工作中。但是，在拆迁过程中，解困的实际工作情况往往不符合原本目的，因为数人头政策存在诸多的漏洞，常常该解决的没有很好的解决，不该解决的却超额解决，不公平现象及其普遍地存在，社会矛盾激增。解困负担的转嫁和超解困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动迁成本大大增加。

其次，因解困负担的转嫁和超解困现象的普遍存在而导致动迁成本大大增加，其最终成本由购房人买单，也就是说新开发的商品房价格将大大提升。但是，如果解困是通过住房保障政策来解决，那么产生负担由政府买单，最终由纳税人集体买单，这并不会增加商品房开发成本，也就是不会推动新开发的商品房价格提升。另外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由政府买单和由购房人买单有本质的不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社会效益：由政府买单收到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讲究公平合理；由购房人承担，购房人是没有能力反对的，公众更无法有效介入，哪怕这个成本产生过程非常不合理。

最后，因动迁而得到的安置补偿款的上涨，马上会引导周边房价迅速提高，这又带动动迁房屋评估价的抬升，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动迁成本，把动迁带入“动迁成本带动房价的攀升，房价又带动动迁成本的的攀升”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