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这已成为一条旧闻，且因为是别国的事情并没有引起国人的特别注意。但这件事却一直萦绕在笔者的心头。一直以来，十分不明白，那么高的职位怎么说辞就辞了，不就是小女的一点违规吗，小女已被辞退了，老爸受个处分也就算了，够得上自己丢官吗？难道柳明桓这样义无反顾的离开，是迫于压力，还是对其职位本身没有太多的留恋?

想一想，这个柳明桓有多么的傻：一方面，在职时是这么没心机的将女儿安排进自己的主管领域中，惹人耳目，抑或是部下办事不力，捅了篓子？另一方面，你这样毅然决然的辞职，并且将女儿辞退，那么你女儿今后谁来照应，她美好前程是否已经断送？要不，就是老柳觉得做官这么窝囊，连安排女儿的特权都被剥夺，不如罢官不做。总之，不知辞官后的柳明桓还会做什么，是否在政坛还有影响力？也不知会否再有能力将女儿的工作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我在这里无意评点韩国政坛的风雨变幻，也不知其政党背后的明争暗斗，就感觉到一点，位居部长高位、炙手可热的人物这么容易的就将位置拱手相让，实在让我国老百姓无法与我国高官的艰难去留比照明白。因为在我们身边，做官的经常是费尽心机往上攀登，一朝掌权就抓住不放，主动辞官的少之又少，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往往想着退居二线、有所进退，有些缓冲，聊表退职后的失落之情。官位，在我国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是多少当官的留恋不舍的东西。

国人这么期望当官，而做官后又那么期望升官，终身为官，甚至退职后也特喜欢被人称呼官职，到底有什么情愫在里面呢？中国的官场文化又蕴藏了什么内涵呢？

如果说得不错的话，官的核心在于有“特权”，在职时可以颐指气使、前呼后拥；离任后也会官环永存，不同于一般老百姓，令一般老百姓敬而远之。

中国老百姓历来怕官，虽然在内心也觉得当官的没有长三头六臂，也要食人间烟火，和自己没啥两样，甚至常常听到人们发牢骚说：如果让我当什么什么官职，我会比他们干得还好，当官有什么了不起。但当碰到官时，你还不得不礼让人家，甘为下人，否则会认为你不懂事，可能损了官威，招惹麻烦；遇到难事时，还要硬着头皮到处托关系、找官来为己方说话打气。

有时候就想，怎么中国的官有那么大的权力？是谁给了他们那么大的权力？如果做官没有了特权，还有人愿意当官吗？当然这个设想至少目前是不成立的，君不见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是那么的火爆。

做官与有权，这两者不知何时走到一起的，这点没有查证；或许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必然，又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反正历史是无法逆转的。

在尧舜禹时期，作为部落首领，是要为部落谋利益，带领部落人战胜外族的侵犯的，也就是说当首领意味着责任和义务，意味着牺牲和奉献，大禹治水时就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据说唐尧让位天下于许由，许由却隐居箕山中。再后来，商汤让天下于务光，务光负石投水而死。那时当官除了吃苦受累，根本得不到多少好处，当官实在是个孬活，所以人们不想当官。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的官瘾却成为世界之最，鲁迅先生早就感叹：“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这是因为在我国很多官员的心中，权、名、利可谓三位一体。以至于有人说“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三年县知府，十万雪花银”早已是古往今来不可争议的事实；当官更大的好处是，可以高高在上，指使别人，吃穿用不着花自己的钞票，行有公车接送，玩有别人恭请，住有低价优惠。又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还能“一人当官，鸡犬升天”，封妻荫子，恩泽后世；更诱人的是，只要当了官就能终生食皇禄，一辈子都是“领导”，就连死也能享受与普通老百姓不同的待遇。

其实说白了，如果不是那点特权，没有多少人会去当官。

当官本来没有错，错的是，很多人当官的目的和动机不纯。

什么时候，从政当官和经商、当科学家、做教师、工程师、医生、律师一样，成为一种职业，也许就没人争着当官了。什么时候官职不再是炫耀和特权，而变成责任和压力。什么时候当官不只是为了钱和利益，而是为更多的人谋福利，也许官员就不为人诟病了。有句老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旦为官，就应负起造福一方的责任。但这也许是为民的一厢情愿罢了。

那么为官不是为了那点特权，就没有市场了吗？就真的没有人愿意当官了吗？我看也不是这个道理。

建国初期，老一辈革命家呕心沥血，不搞特权，毛主席提出“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号召，不是照样有不少为官者干的有声有色、无怨无悔吗？以至于各地不断涌现了焦玉禄式的好干部。当然，那时候的官员不叫官员，叫人民的儿子或者人民的公仆。

只是现在，官员和世界接轨了，改称公务员，人民成了民众。中国也再次出现了当官的特权阶层。

但东邻或西方的公务员是否也是特权阶层呢？韩国外长说辞就辞了，日本政府官员象走马灯似的频繁更迭，看来不像。美国呢，华裔部长骆家辉当初因从政遭到父亲的反对，又因当部长却要减少很大收入。就是在同是中国人的香港，在老百姓眼中当官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拿纳税人的钱就要替纳税人服务，就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所以，香港的官员普遍没有特权观念，更不敢轻举妄动，据说就连特首曾荫权的专车偶尔在人烟稀少的山顶马路上违章跨线，也立即成为全香港传媒抨击的对象。

既然没有特权，还要当官，这些人又是为了什么？也许从政是这些人的梦想和爱好；也许当官虽然不能为他们带来特权和不应有的巨额利益，但毕竟从政能给他们带来光辉和人生价值；也许当官这个职业是他们最适宜的事业。总之，在他们认真负责、清廉为政、造福国家和社会的过程中，回报他们的也是不菲。

有权而不用特权，或者说将权用到该用的地方，这才是为官之正途。

当然，说到有权和用权，做起来却不是这么容易，因为权与钱往往交织在一起，让有权者无所适从或者不能自主。在西方国家，权被监督，但权也是为利益集团所左右，就是说权是受钱的指挥的，但钱却不是权的唯一或者说最重要决定者，因为有法在制衡。

但在我国，可以说，权是第一位的，因为权可以寻租，可以换钱，反过来有钱的目的又是争取更大的权；甚至法也对权无能为力，有时法也要对权惟命是从，为权、钱开路，这就形成了“一权独大”。难怪人人愿意当官，个个想要争权了。

权、钱、法，三个哪一个该排第一？这老大的位置其实谁也不要争，因为法是当权者代表民众来制定的，法也是当权者代表利益一方来表现的，关键是有权者制定了的法有没有很好遵守和执行，有钱者是不是相信法的威力和尊严。不要让法在权、钱面前失却了气节和地位。

也许有人说这要怪制度，这种说法往往成为某些做官者使用特权后再进行开脱的借口，然而不知他们在说这话时有没有想到正是谁在败坏这一制度？但这种说法也让人有些生疑。因为我们有过清正廉明的时期，有官民齐心、互相信任的传统。

权究竟怎样才为民所信任和赞赏？胡锦涛总书记于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这是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2010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领导干部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都要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行使权力的最高位置，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行使权力的根本标准，做到公道用人、公正处事。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联，有权必有责。也许这是最好的解释。

也许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建设法治国家，成为法治社会。做到政治上人人平等，让人没有等级和贫富之分；经济上强国富民，让人无后顾之忧；以法治官，法律监督，让为官者没有特权，不敢乱用特权。让有钱者合法纳税，依法经营，不再和为官者结成利益共同体。让无权无钱者，能利用法律武器，向为官者和有钱人勇敢的说“不”。

假如那一天到来，把特权放在阳光之下，让做官没有特权那么有谁还愿意当官吗？

不过我想，不管怎么样，如果没有那么多人想当官、争官当，那这个社会的一切想必就真正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