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第四十九条，在规定严禁刑讯逼供的同时，增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代表了《草案》理念上的进步，因而一出即成亮点。然而《草案》第一百一十七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那么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犯罪嫌疑人究竟是有权利不证实自己有罪？还是有义务如实回答？两条是否有矛盾之嫌。到时，犯罪嫌疑人是说还是不说？

笔者认为，删除第一百一十七条亦无不可，让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又如何？

虽然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这样的规定，一直缺乏可操作性。作为犯罪嫌疑人，我不回答又如何？法律禁止指供、诱供，禁止刑讯逼供，但侦查人员利用“应当如实回答”这一条文，往往还会运用威逼、利诱、欺骗，乃至刑讯逼供的手段来获取口供。这其实是刑讯逼供的法律源泉。试想我们完善一下法律规定，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但是侦查阶段自愿认罪将能获得较为宽大的处理，是否会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从学界和司法界的意见看，反对沉默权的主要理由有三点：(一)沉默权无助于保护无辜。真正无罪的人需要的是允许他陈述和辩解，而并不需要沉默权。(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着眼点放在了保护被追诉者，它以牺牲被害人的权益为代价，这对被害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三)沉默权的实际意义，是中止了警察的讯问权，这对警察侦破罪案设置了巨大障碍。

仔细分析，这三点理由均无法成立。前两种观点点显然没有真正理解沉默权。沉默权是权利，其并不禁止犯罪嫌疑人陈述和辩解，而且正是因为有沉默权的存在，其陈述和辩解才更能得到重视。维护被害人的利益，是对罪犯追究法律责任，而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目的正是为了准确的查明罪犯，不冤枉好人。对于警察侦破罪案，传统的摸底排队、现场勘查、痕迹检验，新兴的DNA鉴定、正准备入法的监听、监视，均是警察侦查破案的有力武器，完全可以由案到人。而依口供破案的方式，极易产生冤假错案，更不利于保障人权。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有利于打破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进而推动侦查工作的发展，推动法治的进步。

沉默权制度发端于17世纪的英国，为英美法系国家广泛采用，19世纪以后，随着两大法系的交融，属于大陆法系的欧洲各国和日本等，也效仿英美法系，加强了诉讼中的对抗性，逐渐引进了沉默权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已为世界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规定：“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现在，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写入了《草案》，无疑这是一个长足的进步。我们把步子迈的再大一点，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又有何妨？

历史总在发展，法治总在进步。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侦查人员在拘捕罪犯时，也会说：“你有权保持沉默。你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其实，那正体现侦查人员的一身正气，一股底气，一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