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是一种全球性存在的犯罪，也是一种在全世界范围均无争议地被认为属于犯罪的社会危害行为。毒品犯罪在我国也是一种可以被判处死刑的犯罪类型。毒品犯罪一般以明知为要件。

由于毒品犯罪通常会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和危害人的正常生活，对人身体的影响很大，因此几乎与毒品有关的大多数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提供毒品一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窝藏、转移、隐瞒、代购、托购、非法生产、买卖、运输、走私（制毒物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引诱、教唆、欺骗、强迫、容留（他人吸毒）、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掩饰、隐瞒（毒赃性质、来源）、非法运输、携带（制毒物品进出境）、非法传授（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易制毒化学品的制造方法）等等，所有这些与毒品有关的行为都被列入刑法惩罚的范畴。在毒品消费一方，购买、吸食、注射、持有、储藏等等与提供毒品无关的行为，一般没有作为刑事犯罪加以惩罚，而是作为行政强制的对象，必须接受强制戒毒的行政强制措施，除非当事人也犯了前述罪行。

与毒品有关的这些行为，似乎有点过于玄虚，也有些吓人呢？其实，在具体个案中，什么样的行为构成了刑法上所列举的这些行为，往往也是控辩双方会产生巨大争议的辩护点。或许，生活中的有些行为就不是毒品犯罪行为，譬如在路上看到毒品并将毒品捡起来等等就不是毒品犯罪行为。那么，哪些行为是毒品犯罪行为呢？且让尚律律师所带领大家来分析一下最高院公布的又一个案例。

案例

本案被告人蔡某，男，汉族，1973年8月2日出生，农民。2013年7月，被告人蔡某以办厂生产胶水为名，租赁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县某镇内的一处养猪场，并出资在此秘密建造制毒窝点。同年9月至12月间，蔡某先后组织周某、廖某、翁某、陈某（均系同案被告人，已判刑）等人，在该窝点内制造毒品氯胺酮（俗称“K粉”），并将制成的部分氯胺酮在某县进行贩卖。同年11月底，在制造出最后一批氯胺酮后，陈某将氯胺酮运至某县另一镇某小区3栋1B3车库存放。同年12月15日20时许，陈某受蔡某指使，伙同廖某向他人贩卖氯胺酮时被抓获，公安人员当场从陈某驾驶的面包车内查扣氯胺酮19,862克。随后，公安人员在该小区2栋1单元102室抓获周某、翁某，在该室陈某居住的房间内查扣氯胺酮861克，在上述车库内查扣氯胺酮125,827克，在上述养猪场等处查扣一批制毒设备和原料。

本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死刑复核。

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蔡某明知氯胺酮是毒品，而伙同他人制造、贩卖，其行为已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蔡某出资租赁制毒场地，购买制毒设备和原料，纠集人员制造毒品，并指使他人将制造出的部分毒品予以贩卖，起主要作用，系罪责最为严重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指挥和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蔡某制造、贩卖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据此，依法对被告人蔡某判处并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罪犯蔡某已于2017年5月5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法条直击：

本案所涉及的是《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其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等等情形，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大”：3，4-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等苯丙胺类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吗啡一百克以上；氯胺酮五百克以上；等等情形。

广东尚律律师事务所律师评析：

本案是毒品犯罪中比较常见的犯罪。案件应适用的法律是《刑法》第347条关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的规定。法院最终判决被告人构成制造、贩卖毒品罪，而且属于共同犯罪，而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最为严重的主犯，数量特别巨大，社会危害极大。

毒品犯罪是行为罪，只要实施相关行为，就构成犯罪。毒品犯罪也是故意犯罪，一般以行为人的明知为构成要件。即行为人如果不是明知，即使实施了相关行为，也就不能认定为是犯罪。

那么，实践中，哪些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明知”呢？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制毒物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了可以一些可以认定制毒物品的明知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颁布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明知问题的解释也会在毒品犯罪中作为认定明知的法律依据。2008年9月《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也对明知的情形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譬如，其中座谈会议纪要就指出，判断被告人主观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是否承认,而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中的各种客观实际情况，依据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行为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和环境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及掌握相关知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涉及到本案，被告租赁场地、购买制度设备和原料等行为本身，就已经足以推定被告人有制造的故意，而且明知是毒品。

本案认定被告人实施的是制造、贩卖毒品罪，那么被告人哪些行为可以认定为被告实施的是刑法上所确定的制造、贩卖毒品行为呢？我们不妨列举一下被告人被人民法院所认定的制造、贩卖的具体行为：

?以办厂为名，租赁场地；

?出资秘密建造制毒窝点；

?组织共犯共同制造毒品；

?在某县进行贩卖毒品；

?其他共同犯罪人将毒品运至另地存放；

?蔡某指使并伙同共犯向他人贩卖毒品；

?公安人员当场从共犯陈某驾驶的面包车内查扣毒品氯胺酮19,862克；

?公安人员在共犯陈某住处查扣氯胺酮861克，车库内查扣氯胺酮125,827克；

?公安人员在上述养猪场等处查扣一批制毒设备和原料。

综合上述被法院认定的、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来看，法院正是凭借这些犯罪事实认定被告人构成了主观上的“明知”，以及这些行为属于制造、贩卖毒品的行为，而且系组织、指使、伙同制造、贩卖的行为，并因此认定被告人是制造、贩卖毒品犯罪的主犯。

然而，仅仅是上述行为还不是制造、贩卖毒品罪中罪行轻重也就是量刑情节的界限，确定罪行轻重界限的是毒品的数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认为氯胺酮五百克以上就可以构成死罪，此案中被告人蔡某所制造、贩卖的毒品数量远远超过法定死刑数额，因此被判决死刑。但是，仅仅有数量上的达到，一般来说也不一定就会被判决死刑，而往往是有其它从重情节，譬如是累犯或毒品再犯，或者有相关司法解释所明确的其它情形。本案中，被告人被认定为犯罪的原因系他在这一犯罪中是共同犯罪的主犯，因此被判决从重处罚。

实践中，对一般共同犯罪和集团犯罪应该做严格区分。毒品犯罪中，一般来说犯罪不会由一个人来完成，而通常会有多个人一起或共同实施或完成特定犯罪行为。这些由多人一起或共同实施的犯罪是否就是共同犯罪，以及是否是集团犯罪或黑社会犯罪，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直接关系到被告人是否存在需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情节，直接决定被告人的生死。

法条延展解读：

本案被告人蔡某被人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主犯，我国刑法对主犯做了相应规定：

《刑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尚律刑辩律师提醒

在众多的毒品中，氯胺酮（俗称“K粉”）是一类精神药品，具有麻醉作用，滥用氯胺酮会产生认知障碍、引起幻觉，危害很大。最高法院公布此案作为典型制造、贩卖毒品罪的理由是：近年来，滥用氯胺酮等合成毒品的人数呈上升之势，制造氯胺酮犯罪多发，个别地区较为突出。

对大多数从事毒品犯的人来说，这也是市场上比较流行的毒品，因此从事相应犯罪的人也比较多。案件本身并无太大的争议，但是，从辩护的角度看，深圳刑事辩护律师仍然觉得有一个问题还是值得探讨的。共同犯罪中，集团犯罪与团伙犯罪、有组织的共同犯罪与无组织的共同犯罪，其实还是应该区分来加以对待的。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比较抽象，但是有组织的共同犯罪和无组织的共同犯罪显然差别比较大，社会危害性也不相同。有组织的共同犯罪，容易形成集团犯罪与团伙犯罪；无组织的共犯只是一般性的共同犯罪，社会危害性比较小。因此，认定一般的共同犯罪、集团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犯罪时，可能就应该区分这些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