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争房屋动迁时，知青配偶往往与系争房屋没有权利来源关系，如果知青配偶并非本地人，又没有实际居住，是否可以享受安置利益？

关于知青及其子女按照知青政策回沪可以作为共同居住人，在上海关于公房管理的政策规定及上海高院司法政策文件中多有体现。比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房居住权纠纷研讨会综述》载明，“除回沪知青子女等按政策回沪人员外,承租人或同住人允许无法定监护关系未成年人迁入户口的,一般可认定为属于帮助性质,如允许他人子女为上学之便,将户口迁于公房,一般不应确认他人子女为同住人。”知青受到国家的特殊保护，同住人认定的标准和一般情况不一样，一般无需满足“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的条件。由此可知,根据知青回沪政策等回沪的，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放弃居住权或曾享受过福利性房屋的情况下宜认定为同住人，享有公房动迁利益。由于历史原因，上海当年知青出去支援国家建设，因此上海市政府给予了从上海出去的知青一个特权，就是不需要实际居住，只要能证明是知青回沪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获得征收补偿钱款。

但是对于上海知青的配偶如何认定呢？一般认为，假如是从上海出去的知青配偶，户籍回到另一半的房屋所在地，即使不是从原来房屋迁出，基于对从上海出去的知青保护，就算不居住一年以上，也能享受同住人待遇。但是对于上海知青在外地结婚的外地配偶，退休后和上海知青投靠子女落户，是否可以享受基于知青身份带来的特权呢？

在韦律师代理的案件中，发现对于不是从上海出去的知青外地配偶，一般法院要求按照同住人的标准来严格限定，因此要求回来后要住满一年以上才能认定同住人。比如配偶本身是外地人，与系争房屋关联性不强，且未实际居住公有住房一年以上的，一般会认为其不符合同住人的条件。

所以，法院在审理公有住房征收补偿利益分割案件时主要从知青配偶户籍迁入情况、与涉案房屋的来源关联情况，对涉案房屋是否有贡献、其居住权益是否必须应当由公有住房予以保障及是否实际居住涉案房屋等事实出发，综合平衡与考量承租人与同住人的利益，最终确定知青配偶是否符合同住人资格。

例如本案中的涂某，是韦某3的配偶。涂某原户籍在江西，并非知青，是因投靠子女将户籍迁入系争房屋，并非基于知青回沪政策，而且涂某本人也不是上海出去的知青，其户籍回到上海后，无证据证明其在系争房屋内实际居住满一年以上，所以难以认定为系争房屋的共同居住人。

韦某2与韦某3系姐弟关系。韦某2系张某6母亲，王某与张某6系夫妻关系，生育女儿张某2、儿子张某3；韦某3与涂某系夫妻关系，生育女儿韦某1；魏某系韦某1女儿。韦某3户籍于1970年7月4日作为知青下乡迁出系争房屋至安庆太和县，韦某3于2008年9月死亡。

2015年，魏某作为居住困难人口享受过本市通北路房屋征收补偿的货币补贴。

2023年1月18日，张某2、韦某1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被征收房屋价值补偿款为评估价格、价格补贴及套型面积补贴的总和，计4,753,504.28元。

另查明，系争房屋为公有住房，承租人为张某6(亡)。户口簿分为两册，为涂某户和王某户。涂某户为3人，即涂某、韦某1、魏某。王某户为4人，即王某、韦某2、张某2、张某3。

1993年，韦某2(买受人、乙方)与案外人某某公司1(出售人、甲方)签订《新建优惠价房买卖合同》，约定甲方同意将双辽支路房屋以优惠价出售给乙方。后韦某2登记成为双辽支路权利人。2000年至2018年，韦某2将其双辽支路房屋供韦某1、涂某居住。

以上事实，除当事人陈述外，另有补偿协议、户口簿、授权委托书、公房租赁凭证、新建优惠价房买卖合同等证据证实。

涂某、韦某1、魏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分割房屋征收补偿款6,353,516.78元，涂某、韦某1、魏某各得六分之一1,058,919.46元。

王某、张某2、张某3共同辩称，魏某在杨浦区通北路已经享受过公房拆迁补偿利益；涂某不是上海人下乡到江西，其户籍回沪是投靠亲属，并不属于政策回沪人员，其迁入户籍后并没有在系争房屋居住满一年以上，并不属于同住人；韦某1回来时，系争房子当时承租人已经变更成王某配偶张某6。实际属于帮助性质迁入户籍，在其户籍迁入后，也没有在系争房屋居住，实际上涂某、韦某1、魏某都属于空挂户籍。如果法院认定韦某1是属于知青子女回沪，因为其不满足居住满一年以上的条件，不是标准同住人，是政策性产物，不能按照标准同住人的份额进行分割，是属于酌情考虑的情况。

韦某2辩称，涂某、韦某1、魏某并非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不能均分或等额共有征收补偿款。涂某、韦某1、魏某虽具有系争房屋常住户口，但从未在系争房屋实际生活一年以上，并非常住人口。系争房屋承租人张某6的共同居住人为王某、韦某2、张某2、张某3。

审理中，韦某2称：系争房屋是父母留下来的。韦某2出生在系争房屋，因父母身体不好，70年代父母就将系争房屋承租人变更为韦某2。双辽支路房屋系优惠价房。1996年确实基于亲情由韦某2给韦某1200元作为租房使用，后又将双辽支路给韦某1、涂某居住。2000年，韦某2从系争房屋搬出。根据韦某2提交的某某公司1关于购买优惠商品房居住的有关规定记载：购买优惠商品房的职工如调离本单位的工作，接收单位必须负责全价商品房价款的2/3款项。

涂某、韦某1、魏某表示：韦某1于1996年作为知青子女回沪，在韦某3陪同下回到上海，因韦某2表述王某精神状态不正常，韦某1回来不安全，且房屋已有4个人，不让韦某1居住在系争房屋，双方产生矛盾，后经居委会协调，由韦某2给韦某1200元作为在外租房的费用。一直到1999年，因涂某按政策要回上海，经协调，从原来一卡一户分成一卡两户，系争房屋由王某、韦某2、张某2、张某3继续居住，韦某2将双辽支路房屋安排给韦某1、涂某居住，自2000年年初一直居住到2018年。

法院判决韦某1享有1,532,235.44元的权益、王某、张某2、张某3共同享有4,821,281.34元的权益。

本案中，鉴于承租人已于征收之前死亡，故征收补偿利益应归属于共同居住人。王某、张某2、张某3户籍在系争房屋内，且曾长期居住在系争房屋，根据现有证据在本市无其他住房，故王某、张某2、张某3系系争房屋同住人，享有征收补偿利益。

涂某原户籍在江西省，并非知青，系因投靠子女将户籍迁入系争房屋，且涂某亦未实际居住过系争房屋，故不应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不享有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魏某虽然户籍在系争房屋内，但并未实际居住过系争房屋，亦不应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不享有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韦某1系韦某3女儿，韦某3作为知青其户籍从系争房屋迁出，实际系响应国家号召离沪并非自住放弃系争房屋居住权益，后韦某1作为知青子女将户籍迁入系争房屋，结合韦某2陈述系争房屋来源的情况，从公平合理角度出发，应保障韦某1的居住权益，故本院认定韦某1即使未实际居住系争房屋，仍然系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享有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韦某2曾以优惠价购买过双辽支路房屋，根据新建优惠价房买卖合同记载的按住房综合单价的17.2%计价以及某某公司1关于购买优惠商品房居住的有关规定记载的购买优惠商品房的职工如调离本单位的工作，接收单位必须负责全价商品房价款的2/3款项的相关约定，韦某2实际享受过福利性质的房屋，属于他处有房，故韦某2不属于系争房屋共同居住人，不享有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关于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的分割方案，由于韦某1并未实际居住于系争房屋，故本院酌定韦某1不享有征收补偿利益中的搬迁费1,600元、临时安置补贴22,275元、早搬迁奖15万元、首日搬迁奖5万元、家用设施移装费700元，上述征收补偿利益归属于王某、张某2、张某3所有。至于剩余补偿利益6,128,941.78元应归属于韦某1、王某、张某2、张某3所有，其中韦某1享有1,532,235.44元的权益。

案例来源：(2023)沪0104民初133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