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协议约定的抚养费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降低？碰到一方称收入水平下降和再婚再育的影响，要求降低抚养费，法院会怎么判？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就审结了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二审最终驳回男方要求降低抚养费的诉请，依法改判男方应按照离婚协议约定足额支付抚养费。

7000元的抚养费我付不起了

2020年6月初

离婚后独自带儿子的小方收到了前夫小袁发来的一条微信：看了一下，最近资金很紧张。想用房屋相应价值抵贷款和抚养费，接下来这两个月，你有什么具体想法？

小袁的这条信息，并不在的意料之外——从去年开始，他就提过要降低儿子的抚养费了，理由是受疫情影响，他创业的公司亏损严重，加上他又再婚再育，实在负担不起每个月7000元的抚养费。

往事一下涌上了小方的心头。小方供职于一家外企，小袁硕士毕业后开了家公司。两人相识、恋爱后走进婚姻殿堂。

2015年1月

小 方和小袁的儿子出生了。本该是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却在一次次夫妻分歧中走向了终点。协商一致离婚，是这段感情最后的体面。

2018年9月

小方和小袁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并签订《自愿离婚协议书》，约定儿子归小方抚养，小袁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7000元，至孩子18周岁止。按小方的说法，7000元的抚养费，是根据当时小袁的收入，以及小方家人没法照看小孩、需要请住家保姆等一系列因素，两人共同商定的。二人在协议上也表示，鼓励对方尽快找到真爱和幸福。

一别两宽，各自安好。离婚后，虽然有时会迟，但小方每个月还是收到了小袁转来的抚养费，小袁也会来探望孩子，直到小袁2019年再婚。小袁再婚后不久，又与妻子生了一个女儿，并就减少抚养费的问题，多次找小方协商。

小方和小袁结婚时曾共有一套两居室的住房，考虑到让孩子上学方便，离婚时双方约定房子由小方和孩子居住，小袁不会向小方讨要费用，等孩子小学毕业后就把房子卖掉。但小袁此时却提出要用一间房间的租金（2500元）冲抵抚养费，这让小方无法接受。协商不成，小袁开始少付抚养费了。

2020年9月至11月

小方总共只收到了小袁转来的3000元钱。二人再次协商。小袁同意房间的租金用来抵扣贷款，但仍称以现在的收入情况最多只能给3000元的抚养费。小袁表示他已搬到了小方和孩子居住的小区附近，就是为了方便多照看孩子，照看孩子的时间也可以用来抵扣抚养费。而小方认为，照顾、探视孩子是父亲应尽的义务，而且小袁搬来也是因为他的公司离得近，并没有因此多照看了孩子。

最后，还是要对簿公堂。

法院怎么判？

小方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请，要求小袁补付之前拖欠的抚养费1.8万元，并自2020年12月起每月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支付抚养费7000元。小袁提出反诉，称2020年9月前已克服收入下降和再婚再育的压力，一直足额支付抚养费，但现在无力支付了，且孩子的实际需求并不要这么多，要求将孩子的抚养费自2020年9月起降低为每月3000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小袁应补付抚养费1.8万元，并根据小袁创业受疫情影响、再婚再育和孩子的每月开支情况，将孩子的抚养费调整至每月5000元。

小方、小袁均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二人坚持一审的诉请。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小袁应支付的抚养费标准是多少，以及一审法院将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每月抚养费7000元调整为5000元依据是否充分。

上海一中院认为

首先，小袁与小方离婚时，不仅签署了在民政部门备案的《自愿离婚协议书》，还签署了双方私下的《离婚协议书》，在两份协议中，对于抚养费均约定为每月7000元，可见，双方对于抚养费的金额系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而且，从离婚后抚养费的实际支付情况看，虽有迟延支付之情形，但在一年多近两年的时间里，小袁均能足额支付抚养费，可见当时约定的金额亦未超出小袁的支付能力。因此，如不存在支付方经济状况明显恶化、劳动能力明显降低等特定情况，双方理应恪守离婚当时的约定。

其次，就小袁提出降低抚养费的几点理由而言。关于再婚再育和孩子的实际生活需要的理由，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小袁在签署离婚协议时，并未以是否再婚再育或孩子实际需要多少学习生活成本作为考量来计算抚养费金额；反而，在《离婚协议书》中，双方约定抚养费每月7000元的同时，还承诺鼓励对方尽快找到真爱和幸福，明显再婚再育与否和当时承诺的抚养费金额之间没有关联。故现小袁以该理由要求降低曾经约定的抚养费金额，缺乏依据。

关于新冠疫情期间收入下降的问题，本案中，小袁与小方微信沟通过程中，确实提及新冠疫情对其收入造成一定影响，但纵观本案，小袁除口头所称，并未提供起码之证据证明其当前经济状况相较于离婚当时已发生明显下降。故上述理由，亦无据可循，上海一中院难予采信。

上海一中院遂驳回小袁上诉请求，判决小袁补付抚养费1.8万元，并改判小袁自2020年12月起支付孩子抚养费7000元，至小浩18周岁止。（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