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国家产生后人类关注的永恒问题之一。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构成国民经济支柱的钢铁企业在产能过剩、利润下降的情景下， 不失时机地淘汰落后、重组钢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有助于优化国民经济整体结构， 也有助于国内经济从危机中快速恢复活力。在国内钢企重组，尤其是国有钢企并购民营钢企的过程中， 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向国有钢企注资， 给予各种优惠政策等等， 而在项目审批、信贷、生产要素等各方面对民营钢企进行限制和施压，以行政方式主导重组，强势推进国有钢企并购民营钢企， 既违背了市场规则， 扰乱了国家宏观经济形势， 阻碍了市场秩序的恢复， 又破坏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政治改革的成果， 影响了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本文旨在从政府治理转型的视角， 考察国内钢企重组尤其是国有钢企并购民营钢企的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作为钢企重组和并购的主要推动力量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动因、后果， 并提出推进钢企重组的战略选择。研究发现， 国内钢企重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性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中政府治理模式和政府角色的适时转型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就是市场秩序的问题; 重组钢企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根本途径是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重建和恢复市场秩序。

　　一、两种秩序： 政府与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史和学术史上一个永恒的普适性问题。近代国家产生以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有三种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自由放任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守夜人政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 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国家从经济领域中退出的后福利国家与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史和学术史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实践和思考的本质问题是秩序的问题，即如何组织经济和政治生活以提高人类的福祉。政府和市场两种秩序是一个连续谱， 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同时需要这两种秩序。

　　经济全球化除了将各个经济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世界市场体系外， 更为重要的是交易规则的建立、扩展和演进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集体行动塑造秩序的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它既可以推动经济的增长， 也可以阻碍经济的增长， 因此，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才更具有现实和理论意义[ 1]。经济全球化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政府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公正、透明的市场规则，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产权明晰的产权制度， 并为市场的统一、开放、竞争提供各种制度基础[ 2]。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市场秩序的建立和扩展离不开现代政府。现代政府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处于向现代政府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应以此为目标，推动转变政府职能，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提高政府效率和推动政府治理转型; 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 强调政府活动的有限性， 在解决资源配置过程中市场的优先性，通过设计多元化的制度， 在市场能够发挥作用和优势并能保证外部效应内在化的领域， 首先由市场来完成[ 3]; 当市场出现失灵时，政府不应完全取代市场， 而应强化政府对市场的监管， 提供公正的市场规则， 及时恢复市场秩序。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中国国内钢铁企业的重组与并购无疑为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切入口。

　　二、国内钢铁企业的重组： 过程与动因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中国钢铁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和并购活动， 其中以省内国有钢企重组为主，而民营钢企越来越多地成为国有钢企并购的对象。在钢企重组和并购中， 地方政府尤其是各省市政府为在GDP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强势推动重组， 是重组和并购的最主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