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为规则中，对人们行为指引的授权、义务或禁止的规定性，总来源于占统治地位的大多数人认为的可普世的价值量。特定社会认识到的行为善效或理当的普遍性，经历转化为行为的规定性，这样经历逐步缩小其的适用范围，从而直接达到适用于具体人和具体事的规范。法律可由理念至原则，以及原则中包含的概念释明，从而使原则与规则组成的规范体系，互为关联地规范于人们的行为。因此，体现普遍性的价值考量总是伴随其细化的规定性，不过它的价值量始终大于规定性。普遍性与规定性的范畴的不同对应，影响着司法实务中解决案件的不同结论。 法律的具体法条，有的可以直接适用于案件，可解决当事人争议，例民事借贷案件的法条规定性。然而有的当法条适用，牵涉法理价值的考量，可能使直接可引用法条的规定性引向不利于一方，或有利于另一方，甚至相反。有以下案例可证。 例近日余姚新闻网刊登了《妻子餐馆开业同事红包来庆贺，顺丰速运经理收八百礼金被辞退》的新闻该案例中所涉“管理者收取下属礼金不得超过50元。否则被立即解雇”的规章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的收取礼金属于礼尚往来的范畴，因此认为该规章不合法，而裁决宁波顺丰公司赔偿罗某13万元，而在诉讼中，法院却判决公司不用赔的结论。同一案例，因收取礼金的规定性，因与相对应的普遍性是否违反公序良俗的原则不同解读，得出截然相反结论。这取决员工与公司之间职务廉洁是否需要信守的价值考量，决定具体对应的规定的效力。 普遍性原则决定具体规定性，允许的例外，也是普遍性的固有之意。那么规定性超出普遍性，但没有超出它允许的例外的情况下，相关行为也为普遍性所认可。例如刑事附带民事的人身损害赔偿计算赔偿，当被告人在与受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获得受害人谅解，他可在刑事量刑轻判的，不论赔偿额度是否符合国家规定的计算标准，均为有效。但当在交通事故赔偿中，保险公司在协商解决交强险的赔偿额度中，利用程序上不便宜当事人而实现减少其应赔额的协议，法院对此也有权干涉，因它违背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普遍性）。

普遍性决定着规则权力来源，诚信和禁止反言，共同支撑普遍的本性，解释具体规则效力。若因违法犯罪，涉及行为者羁押，有可能被判刑，丧失人身自由，甚至被剥夺生命，这法律缘何有这么大权力，使一个人或一些人的自由或生命丧失呢。我可以这样说，你及你的祖先，作为代表或推选他人作为代表，共同对行为规定性在法律上作出同意的承诺，对一些行为定为违法或犯罪，并且应受惩罚的认可。所以一些违法者、犯罪者接受惩罚，是接受的自己不违法、不犯罪的承诺，来源于自己的信守的约定，因此法律作为规定性，它的约束力、效力性来源这个社会成员的共同信守。 从法律理念看，决定法律是为特定权利服务的，为特定权利者实现权益的手段，它的规则必须贯穿运用价值考量的普遍性。无论规定性和普遍性，均涉及对行为指引和评价。一般而言，行为出现，首先为行为者自允，否则不会出现在理性的行为之中，其次是道德层面的价值考量，接着与法律相关规定性衡量适用。这里分而述之。行为与行为者联系在一起，无论出自何因，一般得到行为者自允表现，即使受到外来胁迫无奈所举，最终仍为其联系的表现，自己评价如何，仅与自身行为联系而评，享受权利，承担责任。而某个行为是否正当有效，不能仅由行为者自身评断，还需要与这个行为相关的社会绝大数代表整体上善效，有益的或认为必要的等普遍性评断，这个普遍性首先表现道德，随后经国家意志表现在法律中的原则和相应的规定性。普遍性有的虽随国家意志进入法律层面，但相应道德性仍会强势存在，以普遍性形式指导法律在案例适用。同样以下面的案例可解。

例如南京彭宇案裁判可能出现的道德危机。2006年11月20日，南京老太太徐寿兰在公交车站摔倒，彭宇自称上前搀扶、联系其家人并送其至医院诊治，属见义勇为，并非肇事者。随后，老太太咬定彭宇将其撞倒并向其索赔。双方对簿公堂。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彭宇给付老太太损失的40%，二审和解结案。此案在社会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个事件最大的争议还来自于法院的判定书，由于其判定大量的使用“常理推定”，而未进行事实认定。中国民事诉讼准则明确规定“谁主张谁举证”，而法院却在原告方未能提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运用“自由心证”的逻辑推理分析判定彭宇应承担责任。该案引导出会让想做好事人的心寒，让人思量再三，甚至遇需要帮助的事视而不见的悲剧，从而出现该案例的普遍性道德衡量。

普遍性与规定性，先后相联，虽以特殊性可优于一般性规则，但它仍决定着规定性应用。所以规定性的客观在普遍性考量中，同样影响国际政治斗争的胜论，即使在国家主权争议上，亦可能如此。例一些外国政府近期对中国在南海、东海的领土主权提出争议，中国当然可以历史性权利主张自己权益，而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否认历史性权利的存在，可是当今在美国主导的世界国际政治格局中，相关国际解决机制很难公正维护中国应有权益，存在博弈风险。真如解放军朱成虎少将所说：“中国人没傻到”相信美国会平等对待中国。因此中国不可能将自己主权置于博弈风险之中，而在可控范围内根据历史性权利及国际法进行谈判解决，这就是国家对法律的规定性的理解和把握。

对规定性的了解和运用，不得不考量其背后支撑的各种普遍性的价值量，这样才能完整理解法律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衡量根据。（作者郑建荣）

浙江民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0一四年六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