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韩国N号房间事件的当事人没有律师愿意为其辩护。这让我想起了《我们与恶的距离》剧中的王赦律师。王赦选择为千夫所指的被告进行辩护，被害人家属甚至当众对王律师泼粪。N号房间的被告所犯罪行令人发指，但是，这种“坏人”是否有权聘请律师进行辩护呢？我常想，如果类似的当事人请我做他的辩护律师，我是否会本能的拒绝呢？

首先，律师必须在法律范围内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与其说是在捍卫当事人的利益，不如说是在通过捍卫当事人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正如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质疑不是为了攻讦上帝的缺失，而是向上帝申明确保无辜者不受冤枉才能保证上帝惩罚的正当性。因此，辩护权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律师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当事人谋取合法利益。十诫中的“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遵循的规则。在任何国家，辩护人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威胁证人作伪证等行为，都应该以犯罪论处。

其次，刑法应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之中寻找平衡。律师辩护权不是无限的，为了惩罚犯罪的需要，律师辩护应当受到合理的牺牲。同理，惩罚犯罪也并非唯一价值，为了辩护制度的发展，惩罚犯罪的需要也可适度让步。

司法机关与律师同属法律职业，任何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辩护不仅是为保护无辜公民，也是为确保司法的公正。严格说来，为罪大恶极之人辩护也许只具有符号的意义，并不能改变对案件的定罪量刑。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本案案件的审理，充分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促进男女平等等等制度的革新，那么这个案件的审理才能实现法律人要追逐的正义。

二战结束后，著名作家萧乾在采访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时，很不理解为什么法庭居然允许律师为那些恶贯满盈的战犯进行辩护，直到自己被打成右派，他才恍然大悟。在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时，每个战犯都有律师为其辩护，对于法庭的判决，几乎没有战犯提出异议，但在反右时，没有一个右派能请律师为其辩护，而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却几乎平反了所有右派。

哈佛大学教授德肖维茨曾说，“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

法治社会需要律师，尤其需要律师为公众所厌恶之人提供辩护。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律师投身先知亚伯拉罕所开创的伟大事业，法治中国的梦想才能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