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关系的确认之诉与否认之诉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日益增长的态势,而亲子关系的确认与否认又离不开亲子鉴定这一技术手段。虽然《民事诉讼法》和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解释对司法鉴定的问题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范，但是基于亲子鉴定的特殊性，这些规范在适用中又稍显力不从心。

在亲自鉴定可以顺利进行的情况下，也存在诸多需要特殊考虑的情况。亲子鉴定所依赖的生物遗传技术并非百分之百准确，存在错误判断的可能性。即使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中采用的“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在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情况下，采用亲子鉴定结果也应该慎之又慎，一般不应当依据亲子鉴定结果单独定案，而仍应当结合其他证据进行裁判。在亲子鉴定过程中，被鉴定的子女并非是单纯的法律上之客体，作为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弱者，其权利更应当受到法律的特殊保障。基于人身行为不得强制的一般法理，不能强行对未成年子女进行亲子鉴定。即使未成年子女允诺进行亲子鉴定，法院也应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对其意愿的真实合法性进行判断。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在亲子鉴定过程中也应当得到明确的体现。

针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拒绝亲子鉴定问题，而法院又不能采取拒绝裁判的态度，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当事人一方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这种亲子鉴定的推定方法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举，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其适用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也存在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亲子关系的推定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举证标准的问题。司法解释仅仅以“必要”二字来对证明标准进行描述，实有不当。《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这样的判断标准也过于抽象，难以直接适用于亲子鉴定这种复杂的证据认定。采用推断的方法，又涉及到家庭的稳定性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切身利益，亲子关系推定的证明标准显然应当越高越好。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进行亲子关系的推定时，首先应当关注证据的全面性，人证物证数量应当保持在一定合理水平，婚外不正当性关系的确认应当慎之又慎。对证人的可靠性判断也应当保持合理怀疑，对物证也应当采用严于一般物证的认证过程。在确实无法进行较为清晰的判断时，应当倾向于维持现存的亲子关系而不作消极否认，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维护家庭的稳定性和未成年子女的权益，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