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抓获同案犯罪属于立功表现，可以减轻处罚

【主要案情】　
　　被告人闫军，男，1980年5月7日出生，汉族，宜昌市人，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家住宜昌市点军区点军乡内口河村4组。因本案于1998年11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1999年4月30日被取保候审。2000年12月23日再被次逮捕。　
　　被告人闫龙，男，1980年2月27日出生，汉族，宜昌市人，初中文化程度，农民，家住宜昌市点军区点军乡牛扎坪村3组。因本案于1998年11月3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31日被逮捕，1999年4月30日被取保候审。2000年12月23日再次被逮捕。　
　　1998年8月25日晚，被告人闫军、闫龙及叶少波三人窜至葛洲坝电厂三江桥头宿舍楼下，乘夜深无人之机，将该厂职工王坤的一辆嘉陵JH70型摩托车盗走，后销赃获款150元。经宜昌市物价局鉴定该车价值1200元。　
　　1998年10月26日凌晨，叶少俊伙同被告人闫军、闫龙二人窜至点军乡紫阳村4组，攀下水管进入村民王根银家，盗得现金260余元，阿诗玛香烟6条等物，经宜昌市物价局鉴定物品价值450元。　
　　1998年10月31日晚，被告人闫军窜于宜昌市钢球厂宿舍楼下，乘无人之机，用自备的钥匙套开该厂职工吴成玖的至喜ZX100型摩托车后盗走。该车经宜昌市物价局鉴定价值2820元。　
　　1998年11月2日晚，叶少俊伙同被告人闫军窜至宜昌市民主路、乘夜深无人之机，将居民张世贵的一辆嘉陵JH125型摩托车盗走。该车经宜昌市物价局鉴定价值4800元。案发后，该车已发还失主。　
　　1998年11月15日凌晨2时许，叶少俊伙同被告人闫军、闫龙人二人窜至内口河村2组，搭梯翻进村民刘帮梅家，盗得现金300余元，精装白沙香烟1条，芙蓉后香烟2条、软装白沙香烟3条、硬装白沙香烟3条、雨伞2把、打火机10个等物，物品经宜昌市物价局鉴定价值500余元。案发后，部分失物已发还失主。当晚三人又窜至中建七局五公司医院附近，将居民彭朝明停放于此的一台襄樊牌XY340型倾卸大货车盗走，在销赃途经葛洲坝检查站时被值班民警查扣，该车经宜昌市物价局鉴定价值1万余元。案发后，该车已发还失主。　
　　同时查明，被告人闫龙被抓获后，协助公安机关在宜昌市城区叶少俊的姑妈家将叶少俊，叶少波两人抓获。　
　　【法院认定】　
　　法院认定闫军、闫龙犯盗窃罪，数额巨大，闫龙具有立功表现，分别判处闫军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处闫龙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　
　　【疑难问题】　
　　如何认定立功？对立功在量刑是如何适用？　
　　【分歧意见】　
　　本案争执的焦点主要是：被告人闫龙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叶少俊、叶少波是否构成立功，如果构成立功，是应从轻处罚，还是应当减轻处罚？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闫龙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属于立功，而且应当减轻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严格按照刑法第68条的规定，被告人闫龙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行为，不属于立功表现，可作为一种酌情情节，从轻处罚。　
　　【评析意见】　
　　首先应当肯定，被告人闫龙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行为，属于立功表现。尽管我国刑法第68条明文规定的立功表现只有两种：即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使其他案件得以侦破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这两种情形可以认定为立功，其他情形就不能认定为立功。因为刑法在列举上述两种情形之后，又使用了“等立功表现”，从“等”字来看，并不限于所列举的两种立功情形，还应包括其他列举未尽的立功表现。其他未有列潜的立功表现包括哪些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疑人（包括同案犯）”的，应当认定为立功表现。因而，本案闫龙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的行为，显然应当认定为立功。事实上，立功表现也并不限于上述司法解释所列举的几种情形，因而，司法解释最后指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都应当认定为立功表现。这一解释是符合立法意图和司法实际情况的。司法实践中一定要正确理解和掌握立功表现的条件和范围。　
　　在确定被告人闫龙具有立功表现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对其到底是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呢？　
　　对某一具体被告人的立功表现，在适用刑罚时，到底是应当从轻处罚，还是应当减轻处罚？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立功情节本身。虽然都是立功，但立功大小并不一样，刑法本身规定有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一般立功和重大立功在刑罚上是有区别的。即使是同一般立功或重大立功，也不可能完全相同，也有立功大小之别。立功大小不同，在适用刑罚时，应受到不同的影响。二是犯罪情节的轻重。犯罪情节的轻重，有时也影响对刑罚的适用。如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为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甲盗窃价值人民币11000元，乙盗窃价值人民币28000元，甲乙均有一般立功表现，而且立功情节相同。但由于甲乙两人盗窃犯罪的情节轻重不一样，对甲乙两人适用刑罚的从宽幅度也不一样。对甲可以适用减轻处罚情节量刑，而对乙则只能适用从轻处罚情节量刑。因为甲盗窃11000元，刚刚达到数额巨在的起点，如果不适用减轻处罚，则难以实现从宽处罚目的。但乙盗窃28000元，已接近数额特别巨大标准，在数额巨在的量刑幅度（3－10年）内，足以实现从宽处罚目的，因而适用从轻处罚即可。为什么会在立功情节相同的情况下，所适用的从宽幅度不同？这主要是立功情节的二重性所决定的。立功情节的二重性，是指其独立性和依附性，所谓立功情节的独立性，是指立功情节独立于其他情节而单独存在，并可根据立功自身情节决定刑罚的轻重。所谓立功情节的依附性，是指对立功的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并不完全由立功情节自身决定，还要依附于犯罪情节等多种因素，并受其制约和影响。相同的立功情节，因其犯罪情节不同，会不有同的刑罚后果。有关这个问题，我曾在《自首情节的二重性在刑罚上的适用》一文中①，作过较为全面的论述。该文虽然是说的自首问题，但也适用于立功，两者可以参考，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需要说明的是，对立功决定适用刑罚时，既要考虑立功情节本身，又要考虑犯罪情节等其他因素，综合决定所应适用的刑罚。　
　　那么，根据上述分析，对闫龙到底是适用从轻处罚，还是减轻处罚呢？我们认为，对闫龙适用减轻处罚为宜。1、闫龙的立功虽然属于一般立功，但法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2、判决认定的全案盗窃虽然达到20430元，但被告人闫龙参与盗窃的只有3次12710元，达到了数额巨大的标准，超额部分不大。3、闫龙没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闫龙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闫应定为从犯，而法院的判决没有分主从。但从闫龙参与的情况盗窃来看，其地位和作用并不突出，没有从重处罚的情节。综上所述，被告人闫龙盗窃12000余元，没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立功，应判处有期徒刑3－4年，至多也只能判四年。而被告人闫龙有立功，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和有关法立功的法律规定来看，适用减轻处罚较为适宜。　
　　法院认定闫军、闫龙犯盗窃罪，数额巨大，闫龙具有立功表现，分别判处闫军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判处闫龙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五千元。我们认为，法院对闫龙适用刑罚不当。除了前述理由外，闫龙与同案犯闫军相比较，更显出对闫龙适用刑罚不当。闫军参与盗窃的总数额2万余元，判刑5年，基本上是四千元一年刑。按照这个量刑标准，闫龙盗窃12000余元，只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而闫龙有立功表现，就应当适用减轻处罚，才能体现立功从宽的刑法规定。法院对闫龙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闫龙的立功表现在量刑中实际没有得到体现。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对立功情节的二重性在刑罚适用上的作用认识不足；二是把全案的盗窃数额作为闫龙的量刑数额了，没有区别出闫龙的具体盗窃数额。这些作法都是错误的，司法实践中应予纠正。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