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博士李钟洵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本报4月16日刊出关于该案的长篇通讯《医学博士导演惊天偷渡案》,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李钟洵作为一个高学历、高智商犯罪分子,其生活轨迹和犯罪心态如何?
4月19日,本报特约记者在
温州市看守所独家采访了李钟洵,他说——
“要是我的孩子决不会这么做”
记者:没被抓以前,大家怎样称呼你?
李钟洵:叫我李先生、李博士、李老板都有。
记:现在大家怎样称呼你?
李:同监室的人叫我老李,公安叫我犯罪嫌疑人,检察叫我被告人,法院应该叫我犯人吧。
记:别人对你的称呼发生变化,你有不习惯吗?
李:称呼的变化和我心里的落差不是实质性的。
记:你组织偷渡是否和你的出国经历有关?
李:当然有。我1981年到法国留学,是大使馆管理的第一个自费公派生,据说我是亚洲第一个在法国取得医学博士后学位的人。我认为我给中国、给母校、给中国人都争了光。由于我不愿意申请加入法国国籍,所以没有能申请到医生执业资格。我希望学成回国有更大发展,1988年7月回国后联系了当时国内最好的12家医学院。我向有关用人单位提出,我去工作的前提是必须购买先进医疗设备,供我发挥专长、开展新技术,但当时一些领导认为我是在瞎搞,不同意。最后没有一个医院敢接收我。我心里很失望,也很不平衡,所以回到法国定居。在法国,我没有医生执业资格,只好彻底放弃了医学事业。
记:你认为这些孩子偷渡出去,既有风险,还要花这么多钱,值得吗?
李:不值得。要是我的孩子决不会这么做让我出一半的钱我也不会出。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出国深造,但要合法出去。
记:你了解偷渡者在法国的生活吗?
李:听到不少。成年偷渡者在国外都十分辛苦,一天要打十几个小时的工,还怕被警察抓到。女的耽误了婚期,男的还不完账,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小孩偷渡出去要好一些,他们出去后就把护照扔了、撕了,然后投奔孤儿院,警察问他就装聋作哑,警方也没办法遣送,最后都能取得居留权。这也是小孩偷渡的原因。
记:这个案件给社会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李:首先,我认为当地政府有很大问题。发放护照、办理公证都是当地的有关机关办理的,有些孩子的父母明明在法国,他们居然办到父母不在法国的公证材料;第二,偷渡已经给国外的华侨造成不好影响,外国人会看不起中国人,因此政府应该严格制止偷渡风。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