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代理，律师被忽悠？

　　引 子

　　农民工施工中触电致死，雇主称是因病死亡，开始只愿赔偿1500元，这可是一条人命啊。亲属二十几人来后，人生地疏，除了哭，别无他法。律师应家属要求采取风险代理方式，没有收取律师费，历经几天艰难取证，获取重大突破，诉至法院得以立案后，当事人突然以“不想诉讼，还要调解”为由解除委托，却私下另行委托律师……

　　农民工：施工中触电受伤致死

　　刘五和王富是周口老乡，两家相距不过十里地左右，每当刘五在郑州揽到活儿时就通知王富过来干活，由刘五自己支付工资，一般是每天80元。

　　房东将门面房出租后，何飞从承租人手里将该门面房租下来做生意，然后将装修活儿交给关系不错的张华。张华又找来刘五干。刘五同以前一样，打电话叫在周口老家的王富来郑州干活。这一次干活的，除了王富外，其余的都是刘五的老家亲戚。（这些人名都是在我完成调查取证后才知道的。）


　　2010年6月25日，上午11:34分。

　　王富在施工中，因电锯漏电被电击中受伤。电锯是由刘五提供的。

　　王富中电后，刘五没有立即拨打120，而是先通知何飞，何飞在赶往事发现场的途中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达到现场后，何飞还对王富进行了人工呼吸，他当过兵。

　　医院距现场不过几百米，据《郑州院前急救病历》记载，河南省煤炭总医院的医生于11:38分到达，现场救治。因王富心跳恢复，需返院进行抢救。

　　12:02分，医生离开现场。途中，持续抢救。返院时间，12:06分。

　　王富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从老家农村来省会仅仅四、五天。

　　12:10分，医生、护士在急救病历上签名。

　　急救病历载明：外因伤害，救前死亡。

　　包工头：先说触电后改称因病晕倒

　　12:53分，刘五给死者王富的女儿王欢喜打电话称，王富在干活时触电很严重，正在煤炭总医院抢救，让其赶紧来。

　　半小时后，王富的外甥女得知情况后，也电话询问刘五其姨夫触电的严重程度，刘五也回答是正在医院抢救。

　　实际上，王富此时已经死亡，正躺在医院太平间里。

　　王富23岁的儿子王五伟远在江苏打工。

　　次日下午四点，王欢喜来到医院，想见爸爸一面，但被刘五及其干活的装饰工亲戚一行六、七人拦在医院门口，说正在抢救，等她妈来了一块见。她叔叔长叔叔短地再次哀求他们，询问她爸爸触电情况，他们要不闭口不谈，要不只是摇头。

　　而此时的刘五却告诉王欢喜，你爸好像有病晕倒了，这与先前三次通知王富家属所述存在天壤之别。

　　受害人亲属：一条人命仅值1500元？

　　王富的妻子、儿子、女儿、姐妹都来到了郑州。

　　王富的儿子王五伟来后，拨打110报警，派出所民警处警后，将何飞、张华、刘五传到一起，进行了询问，后将其拘留了12个小时。

　　在涉及王富的死亡赔偿上，刘五说只愿出1500元，还是何飞、张华和刘五三人合出的。

　　王富的妻子和女儿已经躺在床上连续6天不吃不喝了。

　　负责协商赔偿事宜的是王富23岁的儿子王五伟和王五伟的大舅陈新。

　　面对刘五前后不一的死因说法，王五伟及陈新找到了医生，拿到了《郑州院前急救病历》和《居民死亡医学证明》等材料，均显示为“救前死亡”。

　　刘五看隐瞒不住，将赔偿额升至8000元。

　　其间，刘五开始不见王富家属，即使打他电话，他也让别人接，并找了个人代表他与王富家属协商。

　　在派出所警务室，民警没有参与，只是刘五的代表和王富的家属进行协商，但未果。

　　律师：同意风险代理

　　王富的家属在郑州举目无亲，无可奈何，他们只好通过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之前，他们找过一个律师，需要律师费4000元，他们嫌高。后经别人介绍辗转找到了我，想采用风险代理的方式委托。

　　我们约好7月1日上午在律师事务所见面。怕他们不熟地方，我又告诉了他们来律师事务所的具体路线。

　　在会客室，我听了王五伟及其大舅陈新的案情介绍，我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又痛恨刘五等人的不仁。乡情不在，人道主义亦荡然无存。

　　我给他们讲解了赔偿项目和大概赔偿数额，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都已达十来万，还不算其他住宿费、交通费等。

　　王五伟及其妻子都在江苏打工，一人一月两、三千元，他的妹妹也在酒店打工，他们家的收入还算可以，与介绍人事先的说法有出入。

　　我考虑到他们家庭的实际情况，决定暂时不收取他们律师费，根据他们的要求采取风险代理，给他们讲明“要不回来赔偿款，就不要律师费！”陈新满脸诚恳：“戚律师，这个事就交给你办了，你放心，等事情办完了，俺不会忘记你，也不会不给你钱。”

　　我还好意告知，将来起诉了，如果能开具县乡村三级贫困证明，法院可以缓交或免交诉讼费，又可以减轻些负担。

　　签订好委托合同，填写好委托书，复印完材料，已是中午一点。

　　他俩说请我吃饭，辛苦半天了，被我坚决拒绝了。农村人到城市办个事，不容易。

　　下午，王五伟和陈新又来到律师事务所，带来了从医院拿回的《郑州院前急救病历》原件给我看，我也将盖完章的委托合同交给他。

　　我传授秘笈：现在和对方是心理战，千万不要告诉他们已经委托了律师，还要装着一副不懂的样子。如果对方打电话询问这边要求赔偿的数额，就说需要和家人商量。

　　另外，即使起诉，也须拿到何飞、张华和刘五的身份证复印件信息和联系方式，一旦协商不成，立即起诉。

　　我们约定次日上午去派出所，找处警的黄警官看能否复印当时的询问笔录，便于起诉。

　　我事先准备好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和《律师调查专用证明》，盖好章放在包里。

　　承办民警：未排除刑事案件，解剖尸体需交6000元

　　7月2日，星期五。早上刚过8点，我赶到派出所，见其大门锁着，但不见王五伟。我电话联系，他说正在门口等着我来呢。

　　我一听不对，赶紧问他在哪条路上。原来，他们将事发地的派出所警务室当成了派出所，昨天约的可是来派出所。

　　我和派出所一个熟悉的警察朋友联系，问他们今天是否开会，他说没有，问我啥事。我简要说明目的，他说黄警官在警务室，未必会让我复印。我告诉他，人都死了，还在太平间里躺着呢，我们就是想复印对方的身份信息，不涉及什么秘密。他说，你去看看，如果黄警官在那里，需要了就给我打个电话，我给他说一下。我表示感谢。

　　我急忙赶过去。在去警务室之前，他俩带我去看了事发现场。

　　那是一个位于商业步行街一楼的一个门面房，屋门紧锁。隔着玻璃看，部分装修使用的工具胡乱地摆放在屋内。

　　临门几间屋的人不时向我们看。现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也怕引起房主的察觉，我们离开现场赶往警务室。

　　谁知，黄警官当天不值班。只好第二天再来。

　　7月3日，是周六，我们一大早赶到警务室，向黄警官说明来意，遭到他的拒绝。他说该案还没有排除刑事案件，只有解剖后由法医确定死因才能说其他的。要想解剖，需要死者家属提出解剖申请后去找法医，并交纳6000元鉴定费用。王五伟当即说，包工头几次说王富是遭电击而死，且家属现在都认可，没有必要再解剖尸体了，何况，家里也没钱交纳鉴定费。但是，黄警官不听那一套，又说，只有公检法的来了才可以复印询问笔录，任凭我们如何解释都没有用。

　　他的说法存在很明显的疑点。一是，如果可能是刑事案件，刑侦队现场勘查后不可能将此案束之高阁；二是，如果是民事案件，应由当事双方自己处理，即使出于诉讼的举证责任而解剖尸体来确定死因，也与派出所关系不大，应由法院来对外委托鉴定，不可能还需要家属给派出所写申请，自己去找法医。

　　刑侦队：已排除属刑事案件，走民事程序

　　我向王五伟询问刑侦队当时勘查现场后的情况，他毕竟年轻，又加上正处于痛苦之中，根本无法说清当时的情况，而他大舅陈新那时不在现场，也说不明白。

　　我决定立即去金水分局四中队了解实情，尽管是周六。

　　值班室的吴警官刚好那天去了现场，他就其所知介绍了情况。他说，侦查人员、法医、王五伟等都在场，当时根据王富手上受伤情况，基本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剩余的就是民事赔偿问题，协商不成去法院就行。

　　我向他说明，家属想去法院起诉，但是连三个被告的身份信息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个人的姓名，还可能只是小名。他说，刑侦队出现场后，这个案件交给派出所辖区的警务室处理，他们做有询问笔录，可去那里查。

　　我告诉他，就是在那里复印不到资料，才来刑侦队看看这里是否有现场记录的。

　　因为那天去现场的侦查员都不在，热情的吴警官急忙到处找他那天处警的小笔记本，看能否查到一些信息。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但上面记录的信息有限。他提示让我们去找派出所领导。

　　王五伟的大舅说，像这样的警察才是办事的，给俺说明白该咋弄咋弄，不像。。。。。。

　　指导员：去找承办民警

　　我们立即赶到派出所。

　　值班民警问明来意，让找指导员。

　　指导员办公室的门锁着，我们等一段时间，他还没回来。

　　恰巧在另一办公室见到了那个熟人，他告诉我指导员的手机号。

　　我立马联系，向派出所指导员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他有点“护犊子”，说黄警官不可能那样说，还说我们不要撒谎，并让我们还去找黄警官。

　　下楼走的时候，路过值班室，借打电话之机，我记下了所内通讯录上派出所所长的手机号。

　　一看这结果，我们出来派出所直奔公安分局控申科。控申科只有一人值班还出去了，保安让我们在门口等。半小时左右，一个老警察回来了，直接在分局保安室门口的桌子上接待了我们，还说这不在办公室，是非工作时间的非正式沟通。我们本无一定要投诉的心态，就没有提出异议，权且看他怎么说。

　　他告诉他们，他以前也是在那个派出所干，后来才到分局。还一直说这个事与派出所没有关系，并与我谈起了法律问题，说起了他以前处理过类似的案件，引导我们去告提供电的村委会。

　　法律问题我自己非常清楚。对于他的观点，我没有反驳，因为我不是来和他探讨法律的，我是想如何拿到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已近中午，从他的态度看，我们的目的难以达到，索性离开。

　　紧接着，我联系当时到了现场的王法医，他说排除了是刑事案件的可能，但真正的死因在没有做尸体解剖前谁也不能确定。如果要做解剖，和他联系就行，鉴定也是由社会机构来做，费用要由受害者家属自己出。

　　已是上午11点多了。看情况差不多，我决定再次联系黄警官做一次沟通。他在外面忙，让去警务室面谈，先等着。

　　在警务室等的时候，陈新说，戚律师，俺也不知道咋说哩，既然全权委托你，就交给你了，你该咋说咋说，俺们相信你。他知道，他自己说不到点子上，警察也不怎么理他，实属无奈。

　　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黄警官才回来。我们向他说了向刑侦队和法医了解的情况，再次请他提供当事方的身份信息。他还一再说，不能给复印材料，现在不能排除是刑事案件，要不你们先让刑侦队出个已排除刑事案件的书面材料。你们不用再来找我了，我都说的很清楚了。

　　走出警务室，已近两点了，我拒绝了他俩的吃饭的挽留，独自离开。

　　年轻侦查员：房子转几手，房主都应赔偿

　　星期一，很多单位都要开会。

　　7月5日。一大早，我们第二次来到刑侦四中队。值班室里一群人，但没有上次那个不错的吴警官。我说明来意，他们明确拒绝出具已排除刑事案件的证明材料，只说你们找派出所要材料后可以去法院起诉。

　　我向他们讲明家属的两难：去法院起诉，起诉状要列明被告，但几个被告中只知道一个人的姓名，只有先从派出所查清被告的情况才能起诉；然而派出所说只有法院来才可以给，试想，如果不知道一个被告的情况，根本无法不立案，法院会来调查取证吗？

　　他们表示没有办法，这个只能去找派出所。

　　其间，一个年轻的警官插话，问清我的代理律师身份后，说：“咱都是法律人，应该尊重法律，你是律师，应当知道，不用告那么多人，只要找到房主，不管房子转几手，他就应该赔偿！你说是不是？”

　　法律人应该尊重法律，说的很好。但就本案而言，就我处理过的大量的侵权赔偿案件的实战而言，我自信比这个年轻警官更明白！毕竟，他的工作是处理刑事案件的侦查。

　　雇工王富在雇佣活动中受到伤害，雇主刘五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如果发包人何飞将装修工程发包给没有装饰施工资质的个人张华，属于选任有过错，应当与承揽人即雇主刘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房屋所有权人出租房屋没有过错，不需承担赔偿责任。何况，何飞并非直接从房东处承租房屋。这与房东有多大关系呢？

　　出于礼貌和尊重，我笑笑，同样没有反驳他。我来的目的，不是让他“指点”我法律知识，而是来拿我想得到的资料的。

　　当我们准备离开值班室时，那个警官要出去，他又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是不是，伙计？”

　　我也笑着应他：“嗯，是，是。”却在心中说，又一个自以为是的警察。

　　派出所副所长：有啥事不用跑到所里来

　　出了刑侦队，我就开始联系派出所所长。我还没说完，所长说正在开会，等他落实完情况后再说。

　　既然你开会，我们干脆就直接到派出所里等你开完。

　　王五伟的大舅陈新说走着去，我知道步行至少要半个小时，舅舅想给外甥省钱，就不说什么，直接拦一辆出租车赶往派出所。下车时，我付了车费。王五伟想将的士费给我，被我谢绝。陈新说，这咋能让戚律师出钱哩。

　　谁知道，所长根本就不在派出所开会，听说可能去分局了。

　　我们见指导员办公室门开着，就顺势在他办公室门口等，心想肯定能等到。

　　在二楼等了大约一个小时，一个人过来问：“你们是干啥哩？”“我们等胡指导。”“我就是，啥事？”他说着，进了办公室。我们一听，跟着进了屋。

　　等他忙完事，我认真对指导员讲明我们的来意，说明了受害人家属的苦衷。他这次的态度比上次在电话中要好多了，他开始联系警务室的黄警官了解情况。

　　它联系电话刚打完，进来一警察。指导员说：“这就是负责警务室的赵所长，有啥事直接同他说。”赵副所长看看我们说：“有啥事直接到警务室找我就行，不用跑到所里来。”我明白，他怕因他自己管辖范围内出的事给所里领导添麻烦。

　　听完我们的想法，赵副所长同意提供对方的身份信息。他当场给警务室的黄警官打电话，让他给我们提供相关身份证信息，但再三明确，只允许我们摘抄，不允许复印。黄警官似乎还有不同意见，但也只好接受领导安排。

　　很多人有同感，有不少事情，即使在法律框架内，找具体办事人搞不定的，就直接找领导，反倒更好办些。刑侦队的那个警官当初就建议我们去派出所找所长或指导员，或者直接去公安分局反映。我的初衷是，还要顾及派出所的面子，暂不越级反映，如果得不到解决，再去分局。

　　退伍军人何飞：法院判多少我赔多少

　　不管如何，只要能拿到对方的身份证信息，就能到法院起诉了。对指导员和赵副所长再三表示感谢后，我们急忙赶往辖区警务室。

　　一进黄警官的办公室，发现有两个年轻人也正在那里。黄警官主动对我们说：“不只你们来，刚好人家也来找我。”

　　难道是巧合？

　　我们大费周折刚能查到他们的身份证信息，他们可也就来了？

　　黄警官拿出卷宗材料，我一看是从公安网上打印出来的个人基本信息，听说是根据对方提供的情况查找的，卷内没有他们的身份证复印件。

　　我赶紧把三人的姓名（何飞、张华、刘五）、身份证号、户籍地址和联系方式记下来，装好，还不停向黄警官表示感谢，说给他添麻烦了。

　　我们和何飞、张华二人一起出来，我有意和他们谈谈，以进一步了解更多的实情。坐下没说几句，王五伟的大舅陈新就和对方吵起来。

　　我让陈新和王五伟去门外等着，自己单独和何、张二人沟通。

　　何飞，24岁，一名退伍消防战士。他为做服装生意，花了几万块从另一个承租人手里接下了这个店面，但没有和房东直接签约。他找来关系不错的朋友张华给店面装修，自己也帮些忙。张华随后找到了常做这行的刘五，刘五就叫来了经常给自己干活的死者王富。

　　何飞说的也有道理，现在不能受害者家属说让出多少就出多少，让法院判吧，法院判我该赔多少我赔多少。他也希望早点解决，何况，事情不处理，他那个店面无法继续装修，他还交着租金，如果错过这个服装的销售旺季，没钱可赚，更没有能力赔偿。

　　张华，28岁，略显木讷，说话不多。

　　最后，我建议何飞和张华回去和刘五商量一下赔偿事宜，仅仅出8000元是不够的，法院判也不止这些。他俩同意协商后给我联系。

　　又快下午两点了，我谢绝了王五伟和陈新一起吃饭的提议，走了。

　　今天，总算取得重大进展。

　　法院：诉讼费缓交是否批准等通知

　　7月6日，陈新不停打电话问何飞是否和我联系，我什么时候与何飞联系。我耐心向他解释，现在依旧是个心理战，什么事情总需要时间，显得过分着急，未必是好事。

　　7月7日，早上7:30，陈新又是电话催问对方是否和我联系，还说，都出事都这么多天了，还没有啥进展，下一步如何办。

　　我心中不悦。我接受委托才仅仅几天，受托后每天都在做这个案件，现在已获重要信息，怎么说没有任何进展？这不是违背事实，在否定律师的工作嘛。

　　当事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处理事情尚需时间，并且，我已将该案基本思路同他们讲的很明白，需要的只是耐心和策略。

　　接近中午，我只好和何飞联系，询问进展。何告诉我，他们三个当天才碰面协商赔偿事宜，有消息了通知我。

　　又等了几天，一直没有对方的信息，王五伟也不断打电话给我。

　　最后，通过换位思考的分析，我给陈新与王五伟讲了可能的走向。他们认为，协商已不可能，要求立即立案。

　　鉴于本案实际，我建议将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以10万计，加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误工费、交通费等费用，总共索赔数额达20多万元。

　　王五伟的家庭贫困证明终于寄来了，但没有县民政局的印章。看来，缓交诉讼费的可能性较大，免交没有希望。

　　7月12日，我们到法院立案庭，递交民事起诉状、调查取证申请书及部分证据。因派出所拒绝复印询问笔录，证明事件过程的关键证据缺乏，立案庭的法官无法做主立案，需等领导回来决定。全市的院长、庭长都去开立案研讨会了，法官让我们两天后再过来。

　　7月14日上午，我们再次去法院立案，这次是另外一个法官接待，很顺利的办好了手续。我还替当事人写好《缓交诉讼费申请书》，并附上贫困证明。

　　立案时，陈新特意向我要了一份民事起诉状，我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给他了。

　　走出法院，我告诉王五伟和陈新，诉讼费缓交能否批准还需要等立案庭通知，立案后一周内案件会分到法官手里。

　　原告：俺想不想委托律师了

　　昨天上午刚将立案材料交到法院，等法院审批诉讼费缓交问题。7月15日上午，我突然接到陈新的电话，意思不想再委托我了。理由是：他们交不起诉讼费，王五伟的爸爸后事尚未办理；还想和对方协商，不走法律程序了。

　　其实，这个借口非常可笑。第一，法院如果批准缓交诉讼费，他们根本不需要现在交诉讼费。第二，在我通过调查取证获取对方的具体户籍地址后，王五伟家人组织部分人去刘五家闹，被对方打伤。第三，起诉前一日，双方最后协商未果，受害方称只有诉讼解决。

　　这个谎撒得有点低级。
看到基本证据都调查齐了，案应该可以立上了，就过河拆桥了？难道业内广为流传的“当事人，当时是人”真有其自身道理？

　　当事人的突然变卦，我知道，其中必定另有缘由。

　　其实，从给法院递交材料的第二天陈新通知我不再委托我做以后，我可以立即到法院将案件撤诉，法院也不会再走内部的审批流程了，案件就会回归原位。但我没有那么做。一个律师，要讲究职业道德，对于不仁的当事人，我不能不义。

　　7月21日，法院立案庭打来电话告诉我，院长已批准该案缓交诉讼费。

　　我立即将这个消息通知王五伟，并建议他与家人商量，最终决定去调解，还是让诉讼程序继续进行，毕竟，缓交诉讼费批准了，如果撤诉，再申请缓交获批的可能性就不大了。王五伟说等和家人商量后再说，但我一直再未等到其只言片语。

　　此后，我多次与王五伟联系，但每次都是其就陈新接电话，说王五伟去外地打工了，刚去，联系不上。我很明确告诉他，我不是非要做你这个案件，你们既然解除委托，就给我出个书面的材料，我好给所里交代，以免律师有私自接案之嫌。

　　法官：原告还有一个代理律师

　　9月16日，承办法官突然来电话询问我案件的一些情况，我告诉法官，原告可能会撤诉，谁知我从法官处得知，还有一个代理人，律师函上填写日期是7月15日，但具体委托日期不详。我顿时明白了，我们是7月14日递交的诉讼材料，当事人第二天或许更早就又另行委托了一个律师。法官和那个律师联系不上，才根据我提交的律师函上的手机号找到我。然而，就在8月份时，陈新还说，案件不办了，不想起诉了，在和对方协商。其实，那时调解根本无望。没想到，作为农民，他们做人太不厚道，如此不讲诚信，还忽悠律师，这样当事人的案件我坚决不做！这与钱多少无关。

　　当初可怜他们，现在可怜自己。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的含义。

　　我当即拨打王五伟的电话，还是陈新接的。我再次提出让他们出具书面解除委托的材料。

　　三天后，一封快递来到律师事务所，是王欢喜邮寄，注明戚谦律师收，她也是委托人之一。

　　这下，我彻底的放下这个案子了，但它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反思。

　　后 记

　　想起去年处理的一个农民工受伤的案件，其家庭非常困难，还有两个孩子上学，我没有收取任何律师费，历时一年多，帮他打完了一审和二审，现在判决书已经生效。那个农民工及妻子还有其亲属的淳朴与厚道让我感动，我如今仍在不遗余力的尽我律师的职责。

　　都是农民工，人与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实践中有些风险代理的委托人自认为咨询过几个律师，知晓了法律程序，就可轻易操作，自作聪明撕毁合同，还为省下一笔律师费而窃喜。实则不然，诉讼是个专业技能，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是两码事，同样案件由不同人操刀结果就会迥异，甚至损失惨重。

　　有律师事务所遭遇过河拆桥，怒而将当事人送上法庭，亦非罕见之举。仅凭道德和诚信来约束人，是靠不住的；即使法律，有时候也爱莫能助。

　　代理有风险，接案需谨慎。律师应注意对风险代理的法律防范，当事人也应尊重律师的劳动成果。

　　风险代理不仅对律师有风险，当事人也同样有风险。律师可能会使自己功亏一篑，辛勤汗水付之东流。而当事人毁约尽管省掉不多的律师费，但却可能失去巨额的可得利益。孰轻孰重，自有掂量，切莫因小失大，自毁权益。

　　（注：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作者系开物律师集团（郑州）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