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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问题专门立法非常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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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0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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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连日来，本报对广州、深圳两地窃听器的泛滥进行了连续报道，引起不少市民和相关专家的关注。

　　可以放在高处的窃听设备，受超过65分贝音量影响可以回拨到窃听者的手机，以窃听周围人士说话。

　　■窃听器追踪

　　连日来，本报对广州、深圳两地窃听器的泛滥进行了连续报道，引起不少市民和相关专家的关注。窃听器的泛滥，不只是不法商贩为了谋利。道德的沦丧，信任的缺失，作为公民应该怎么办?当下，海量的隐私信息被海量泄露，但泄露者或贩卖公众隐私者却很少受到惩处。没有立法监管，所谓的查处行动变成了一次次“躲猫猫”的游戏。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学专家呼吁，该是对窃听问题进行专门立法的时候了。

　　省人大代表朱列玉应对窃听问题专门立法

　　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称，窃听电话牵涉到了公民的隐私权。但他又介绍，对于公民的隐私权，我国法律规定得不够具体，像《民法通则》也好，《宪法》也好，规定公民的隐私权和个人的隐私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怎么个保护法，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

　　“哪些是隐私权，目前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朱列玉介绍，公民通话记录，个人财产，住址和电话，亲属关系等，这些东西哪些是隐私权，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具体的法律规定。他说，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后应该怎么处理?是赔偿民事损失，还是担刑责?这些都没有具体的规定。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细化这些规定，尤其是像窃听别人的手机电话这种行为，出于什么目的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等等。目前对窃听器的打击针对性、专门性不强，应该对窃听器问题专门立法!”朱列玉说。

　　深圳市政协常委陈恬加强立法非常紧迫

　　深圳市政协常委、民革深圳市副主委陈恬表示，手机窃听设备可以被任意买卖，那么个人的隐私就无法保证，长此以往会有严重后果。他说，这可以说是科技发展的一个成果，科技的进步，不能以牺牲人们的隐私权为代价。加强这方面的监管刻不容缓。这种高科技手机窃听设备的任意使用减少了犯罪成本，任意发展下去是很可怕的。

　　陈恬认为，相关部门应该尽快考虑对策，尽管现在类似的案例还不多，但要防患未然，特别是在立法方面要及时考虑，及时管理。

　　深圳市人大代表于秀峰法律空白要想办法解决[page]

　　于秀峰是深圳市人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提到手机窃听设备买卖泛滥的问题，他表示确实应该重视。他说，据他了解，近年来在处罚售卖手机窃听器等问题的立法方面还不是非常重视，可能此问题的严重危害后果还没有很明显地显现出来。他说，法律研究很重视犯罪后果的研究，在今后的工作中，他会倾向性地提下手机窃听设备方面的问题。有些领域暂时存在法律空白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去想办法解决。

　　高危窃听场所

　　●企业的会议室、经理办公室、技术核心人员的办公室、轿车里;

　　●商务洽谈的场所——— 酒店的雅间、贵宾房、宾馆的客房等;

　　●当事人谈话的场所;

　　●酒店宾馆的客房、卧室、洗手间;

　　●商级打工一族的办公室、寝室、轿车里;

　　●在ATM上取款时防密码偷拍;

　　●男女约会的场所、娱乐场所;

　　●政府或军事设施的保密、安防场所。

　　■市民质疑

　　广东条例是否落后?

　　2002年8月1日开始施行的《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规定，广东市场针孔摄像头、微型窃听器不得随便出售，必须经广东省公安机关批准生产登记后，才能生产和销售;擅自生产和销售的，没收非法产品及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罚款2万—5万元。

　　2006年，陕西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审议《陕西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时提出，私自兜售窃听器等安防产品应该受到重罚。

　　有市民质疑《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于2002年8月1日开始施行，如今7年已经过去了，科技在迅猛发展，这一条例是否落后?是不是也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而且在处罚力度上威慑力不大。

　　■他山之石

　　香港窃听可监禁半年

　　在香港，类似窃听的设备同样可以方便购买。私家侦探则是窃听器材的主要买家。香港执业大律师陆伟雄介绍，与内地将窃听偷拍器材列为间谍工具不同，香港并没有专门的间谍法例，因此在港售卖窃听器材并不违法，但买家在使用窃听器的过程中则有可能触犯法律。

　　香港针对截取公众通讯，保护公众隐私方面有自上而下的立法。香港《基本法》中第30条明确规定，“香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香港警方接受查询时表示，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窃录对话可被视为不受欢迎或侵扰个人资料私隐行为，最高可被罚款1万元及监禁6个月。而针对日渐流行的电脑资料窃取，《刑事罪行条例》亦规定，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计算机资料最高可被监禁3年。[page]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军

　　处罚要上升到刑法层面

　　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军介绍，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律法规散见于各个单体法规和宪法。今后肯定是需要这样一部独立的法律法规。

　　“我们以前重视的东西往往第一个是国家的，第二个是有形的，我们对于无形的、精神层面的保护相对较弱。”李军说，我们往往停留在物质损失这种保护方式，就是损失多少钱、损失多少物，给你做补偿，还停留在这个层面。有时甚至连对物质损失方面的惩罚性的保护都还没有完全做到。

　　李军称，保护隐私权需要在法律和文化上有一个认识。这跟长期以来弱化和弱视人在精神层面的权利有关。在发达国家的立法体系里，这方面的保护还是很严格的，甚至惩罚性的保护。因为像这种精神层面上的东西，你很难把它量化成物质方面的东西。

　　这些精神损失用金钱无法量化，但是又不能不去量化，怎么办呢?总不能因为我泄露了你的个人隐私，我赔你十块八块钱，这也是一种保护，但为什么这种保护不足以对侵权进行一种威慑，就是因为缺少惩罚性，因为这种保护叫司法救济。

　　还有一种就是超乎了实际损失的补偿性，更有惩罚性，需要法律的威慑性的、惩罚性的保护，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隐私权的被侵犯。李军还认为，保护隐私权的立法，第一个，惩罚性内容里面要有刑罚措施，要有刑法惩处的力度，不能说光赔钱，而要上升到刑法的层面，这个在国外也是有依据的。第二个就是民事上的赔偿，要达到巨额。巨额是什么概念呢?至少是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对侵权者有意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应该让他感觉到，在财产上难以承受。

　　而对于多个部门窃听器查处的困境，李军认为，应该加强综合性执法。不能是警察管一块，工商管一块，每个职能部门只管自己的一块。如果有一个综合性的法律，比如就是要公安部门一查到底，就不会存在执法上的难题了。

　　李军认为，一部完整的保护隐私权的法律，就应该包括了对这种恶意的窃听、侵犯公民隐私及企业机密的，这种生产销售窃听器材的，都应该在立法里面有体现。这样就不会再因为数量不够不能处罚。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一部综合性的立法。

　　■记者手记

　　防窃听意识

　　要成为生活的常识

　　窃听器大量存在，谁都有可能被窃听。正如知名媒体人陈扬所说，技术不是问题的时候，道德和法律才是问题。新技术的出现，总是一把双刃剑，当把窃听器用作侦查机关破案和用作犯罪分子作案时，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效果。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更希望是带给人们工作生活上的方便，而不是人人自危。[page]

　　难道只有一个新生事物给他人带来灾难时，才会引起人们和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窃听器的报道，不在于记者暗访的过程有多复杂精彩，而在于，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当相关职能部门不能有效打击的情况下，作为市民的我们自己，必须要提高防窃听的意识，这要成为我们生活的常识。

　　统筹：本报记者马小六

　　采写：本报记者马小六王成波康殷实习生张莹琦

　　摄影：本报记者刘可实习生关铭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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