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说理性探析

一、裁判文书说理不足

自最高法院推行裁判文书改革以来，裁判文书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裁判文书说理性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明显。因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存在多种裁定书、判决书，为增强本文的针对性，笔者在本部分选择了以最常见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为例，分析其说理性不足的问题。现行民事判决的格式大致如下：当事人基本情况；“原告ⅩⅩ（原告姓名）与被告ⅩⅩ（被告姓名）ⅩⅩ纠纷（纠纷种类）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当事人参诉情况，“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上述事实，有……为证（列举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认为……（法院是否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并简要陈述理由）。综上，依照ⅩⅩ法第ⅩⅩ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笔者对基层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书进行了抽样分析，基本都存在如下问题：

1、证据取舍神秘，事实结论突然

证据是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证据的采信与否直接影响着案件事实的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会分别提供证据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并反驳对方的证据，审判者在此基础上居中裁判。但是，裁判文书中往往缺乏对举证、质证的描述，而只有法院的事实结论，关于证据仅以一句“上述事实，有……为证”带过。我们无法知道当事人都提供了哪些证据，当时人的证明目的和质证意见如何，证据被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是什么，该证据能证明什么样的事实，证据链条能否完整地证明当事人的主张。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要求，对证据的表述不仅要列举证据，而且要对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论证。目前的裁判文书难以见到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必要阐述，尤其对法院为何采纳这些证据而不采纳另一些证据的查证分析过程没有得到反映，使裁判文书成了法官的一言堂。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经过长期的探索，基本上形成以公开审判、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对席辩论未主要内容的庭审模式，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现有的裁判文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因此，作为事实结论的“法院经审理查明”就显得突如其来，证据和这个事实结论之间的关系更是不得而知，裁判文书缺乏法官对事实认定过程和依据的论证，事实结论缺乏说服性。

2、引用法条含糊不清，法理分析欠缺

（1）裁判文书在判决前引用发条时表述为“依照ⅩⅩ法第ⅩⅩ条的规定”，而不写法条的具体内容，可想而知，当事人如果想知道判决所引用法条的内容，必须另想办法去查找。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而添加法条内容对法官来讲是轻而易举的。

（2）当事人有时会在庭审中提出其认为应当适用的法律，而判决书并未适用该法条并且未说明理由。当事人就会提出质疑，为什么适用这个法律而不适用那个法律，适用这个条文而不适用那个条文，对当事人而言，适用不同法条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法官拒绝解释原因，就会影响判决结果的说服力。

（3）引用法律条文不全面、不充分，判决书中常有“依法应予支持”“依据法律规定”等模糊性语言。

（4）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当法律缺位时，法官尤其应当阐明做出判决的依据，说明法律缺位的情况、适用法律原则、相关政策、法学理论的缘由，但是目前这种说理非常薄弱。

3、案件流程不能反映在判决书中

我们看到，有些判决书中载明了立案时间，有些则没有载明。立案后的流程情况更是难以在判决书中找到。判决书是公开、公正地反映案件情况的权威文书，不仅应当载明实体问题，也应当说明立案时间、证据交换时间、法院调查取证的时间、开庭时间等主要事实，以增强司法的透明性，增强当事人的信任感。

二、裁判文书说理的主要障碍

1、案件数量的激增

近几年，案件数量迅速增长，而法官人数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加上法院内部专业化分工制度不完善，综合部门、后勤部门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但他们并不从事审判工作。据笔者所知，北京基层法院的法官们都承受着极大的办案压力。如果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全面地分析证据、事实和法律，详尽地阐述判决理由，无疑就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使法官按期结案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法官素质的影响

裁判文书由法官制作，法官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以及过硬的文字功底。几年来，高素质的人才不断充实进了法官队伍，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官的专业素养。但是，目前的法官队伍中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法官队伍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法学教育，专业功底薄弱，论证说理能力欠缺。写作一份逻辑缜密、论证详尽的裁判文书对他们而言存在一定难度。

3、传统思维的制约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观念在审判领域的表现就是部分法官认为言多必失，于是在判决书尽量写作地简明扼要，避免被当事人抓到“把柄”。殊不知，判决书没有充足的理由，唐突的结论更容易引起当事人的猜疑。

我国历史上的司法裁判者与地方行政长官是“二合一”的，司法裁判的任务断明是非，司法裁判者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老爷”。传统的裁判文书往往只得出结论或以当事人招供为基础得出结论，无需详细佐证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近代我国从其他国家借鉴经验，建立了独立的司法体系，近年来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的崇高理想，司法工作让人民满意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一部分法官对司法审判的定位仍不准确，仍以高高在上的裁判者自居，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但是，上述障碍的存在都不足以成为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理由。首先，案件数量激增确实是法官更加注重结案效率，裁判文书的写作无疑要求法官付出更多的时间。但是，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中，应当已经把根据证据得出的事实及据以作出裁判的法律成竹于胸，将心中本该已有的东西书写出来不应该耗费太多的时间。如果对进行说理感到困难，只能说得出的裁判结论是依据不足的，其合法性是有瑕疵的。从另一方面来讲，裁判的说理使当事人心服口服，自然不会去上诉、申诉、上访，这也就节约了法院以及其他部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从全局和长远来看，裁判说理更符合效率原则。其次，在司法改革的过程，法官自身素质和传统思维的制约一直是一个瓶颈。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放弃进步，而应该让法官们跟上改革的步伐，通过法官自身的学习和接受系统的培训，增强法官说理的意识和能力。

三、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

1、利于服判息诉，节约诉讼资源

裁判文书说理不足，使败诉的当事人往往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不良的揣测。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当事人赢了，他有可能相信法官是公正的，如果输了，他就往往认为法官是偏私的。败诉的一方难以心服口服，于是频繁地上诉甚至申诉。目前上诉、申诉和信访案件居高不下，莫不与裁判文书不说理或说理不充分有关。无休止的上诉、申诉，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诉讼资源，而且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目标，不能有效发挥司法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美国法学家麦克尔．D．贝勒斯曾经指出：“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地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双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2、铺平执行道路，解决执行难问题

裁判文书的不说理或说理不足，使其公正性受到质疑，败诉的一方不服判决，自然就不会自觉执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败诉方千方百计地逃避执行，与判决书的公信力不足有很大关系。我们看到调解协议往往能够得到迅速执行，甚至可以在调解当场执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调解协议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双方都心服口服，而裁判文书则不然，被强制要求履行义务的一方有着较大的抵触情绪。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使当事人充分相信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足够的尊重，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法院的裁判完全是公正合法的，有利于改善执行难的现状。

3、杜绝“暗箱操作”，避免司法擅断

法官判案，如果只需告诉当事人判决结果，而不讲如何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采信从而认定事实，如何结合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理由阐述清楚，就容易导致法官断案的随意性，使司法腐败有可乘之机，造成法官恣意，导致司法擅断。约束法官行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将证据分析、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的全过程呈现于裁判文书之中，使法官的审判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每一个监督主体面前，真正做到“阳光审判”，事项司法公正。

4、树立法律信仰，促进社会法治

审判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互和谐。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可以使人们学习到法律知识，为行为选择作出指引。上乘的裁判文书，可以展现法官渊博的法学思想，关注社会各阶层的人文思想，深谙风俗伦理的社会学思想以及评判是非的高尚人格，令人肃然起敬，通过法官的人格魅力和裁判文书的公信力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使人们乐于遵循法律，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四、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应注意的几个主要问题

公正的前提必须是公开，英国上议院休尼特大法官曾经说过：“公正的实现本身是不够的，公正必须是公开的，在毫无疑问地被人们能够看见的情况下实现”“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公开是正义的灵魂。”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不止是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更重要的是表明法官在审理该案件时审判权运用得是否公正。这种公正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实体裁判的公正，二是裁判程序的公正。一份说理清楚的裁判文书应当充分的展示这两个方面的公正性。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事实

认定事实的基础在于对证据的认定，事实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是否正确及根据证据链条进行的推理是否适当。

首先，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当事人所举证据、对方的质证意见、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对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过程。对证据的分析应当紧紧围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当然，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不宜直接公开的内容，可以采用附件等形式予以表述。附件只送达当事人，对外不得公开。

其次，对事实的认定应当紧紧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可以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请求以及当事人对争议焦点的认识为基础，总结出法庭认为的争议焦点，并说明理由。在总结争议焦点后逐一以证据分析，并写明证据的主要内容和对证据力的分析，应将每一证据写地明确、具体，最后就整个事实得出结论。即“争议焦点—证据分析—事实认定”的模式。运用证据证明事实时，不仅要详细说明单个证据的内容和其所能证明的事实，而且要将所有证据综合进行分析，各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形成一个有机的证据系统，以证明整个案件事实。当然，关于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的写法不好强求千篇一律，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最后，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时，应当说明举证责任的分担以及举证不能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2、法律

裁判文书应当适用正确的法律。引用法律条文，应当注意准确、具体、防止片面性，且要列出条文内容。

首先，要处理好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凡是特别法有具体规定的，无须援引普通法。其次，要处理好同一法中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的关系，凡是有具体规定的，应当援引具体规定，无须援引基本原则中的规定。再次，援引法律条款应当按照条、款、项、目的顺序予以具体说明。最后，在法条缺位时，应当说明得出结论的法理依据。例如，按照刑法的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按照民法的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此外，民事活动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程序

裁判文书应突破首部的现有格式，增加公布有关审判程序的内容，让程序有较强的透明度，既使当事人通过了解程序是否公正，从而增加对裁判结果的信任度，又使法官强化依法高效审判的意识，真正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有效发挥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保障作用。

一是有关起诉时间、立案时间、庭审时间要公开。起诉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要素，直接关系到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而影响到当事人的胜诉权能否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而法院的立案时间则涉及到审限问题。缺乏有关起诉时间、立案时间等内容，有时会导致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何时中断等重要法律事实方面与法院产生不同的认识，并进而怀疑法院的公正性。因此，除了在立案时应注意收集关于起诉时间的相关证据外，还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起诉和立案时间。

二是有关诉前、诉讼财产保全以及证据保全情况要公开。目前，关于采取诉前或诉讼财产保全在裁判文书中基本没有公开，而实践中这又是一个比较容易引起当事人不满和投诉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如果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了诉前或诉讼保全措施，当事人可通过相应的民事裁定书了解有关情况，但如果法院未批准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通常是无法得知法院不批准的具体理由的，因为法律和司法解释未要求此等情形下法院应作出裁定或书面告知当事人。此外，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通常对方当事人是难以知悉的，实践中往往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审判人员是否吃请受贿的嫌疑。因此，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诉前或诉讼保全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有关公告时间、公告方式、公告张贴地点等情况要公开。法院何时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以及举证通知书，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有关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后，其法律意义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签收举证通知书的时间，直接判断当事人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提出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提出反诉、申请证人到庭作证、申请委托鉴定等，进而决定是否接受证据或申请。在许多案件中，当事人完全就因为法院对于以上几个因素作出不同决定，极有可能导致案件的胜诉或败诉。因而，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以上内容，对说明判决结果也是必要的。

四是有关当事人的追加和变更情况、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情况及原因要公开。当事人的追加和变更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转化不能恣意而为，增加上述有关表述，就使判决书首部对案件审理的主要过程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反映，为判决的合法性提供程序支持。

4、逻辑和语言

裁判文书的逻辑推理应当缜密，语言表述应当通俗易懂。

两大法系的裁判文书在逻辑和语言方面的风格差别甚大。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判决整体上有一定的威权色彩，语言较为抽象化和概念化，法律推理偏重从权威前提出发的逻辑演绎模式如三段论推理；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判决整体上偏向论证和对话色彩，语言较为普通化，法律推理采用对话和理性选择模式。 之所以会存在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司法判决，其原因与两大法系的司法传统和法律文化有关。大陆法系奉行相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带有一定的职权主义色彩），故决定了民事判决有一定的威权色彩。而且因原则上否定“法官造法”，因而视判决为认知、确定和适用现行法律规范的过程，法官只是机械的法律适用者，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只能以现行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个案事实作为小前提，采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得出判决结果。而对话色彩的民事判决是由英美法系绝对当事人主义为特征的对抗制诉讼模式所决定的。一名英国法官在判决中须进行四项对话：与律师，与同事，与“已死的”（先前判例）以及与后代（即须考虑当前判决书的结果）之间的对话。 法官最终得出的判决结果是通过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及论点后做出的选择。我国的诉讼模式职权注意色彩严重，在民事判决说理方面基本上呈现的仍是威权色彩，很少有对话色彩，这也是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仅从古代法官与当事人的称谓——“大人”、“老爷”与“小人”“小民”——的强烈对比就可略窥一二。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公民素质显著提高，法院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发言权，并力求给出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判决，在判决书的写作中应尽量采用对话方式，在逻辑上，仍以传统的三段论为主。语言的风格上，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而定，主要是针对败诉方的情况。判决中应当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但可以进行适当的解释。

5、繁简

裁判文书的写作应注意繁简的把握。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可以采取归纳法，即对无争议的事实，按照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终止进行叙述，并写明当事人在庭审中对此无争议，予以认定。对于一些人尽皆知的道理，如借钱还债、打人赔偿等也不必长篇大论。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或争议不大的案件，法官就不必耗费精力去论证。这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都得到了体现。从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有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也非常简单，美国有些初审法院对大量案情重复的案件，还发展到判决书的标准化、格式化，制作判决书类似于填写表格。又如日本法院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判决书上记载的事实和理由，只要表明请求之目的及原因要点、有无该原因及驳回请求的抗辩理由要点。

在一个具体的裁判文书中，应当把说理重点放在案件的争议焦点上。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项可以采用逐项分析认定法，即应逐项写清当事人对该事项的主张，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法院依职权查证的情况。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其理由应当反映在判决书上，当然对于内容重复、层次不清的，可以适当整理和归纳，但不应改变当事人的原意，更不可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对于法庭调查的事实也要详细说明，并在详细分析有分歧的证据、主张的基础上得出法庭的结论。

注释：

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2、宋冰编《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498页。

3、宋冰编《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4、刘楠《中美法院司法效率简析》，载《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2期。

5、周道鸾《简与繁的辩证——论一身民事判决书的制作》，载《民事判决文书改革与实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

来源： 中国法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