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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个税改革熨平效率中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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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19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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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个人所得税与社会保险费占政府收入的比例过低，已形成公共财政改革中的掣肘。

　　2010年上半年我国个税增幅较快，但不仅仅存在个税在国民总预算中的结构性失调，还存在着人均较低的情况，即我国的人均个税额在人均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也很低。从总量指标来看，2010年我国个税预算数为2542亿元，比2009年执行数增加175.28亿元，增长7.4%，这个数据主要是根据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预计增长情况等因素做出的计划。

　　这是近期，媒体对我国有关个税最为常见的表述。但实际上，这个税的预算在2010年的中央财政收入预算38060亿元中仅占6.68%的份额。而根据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几十年来美国个税在联邦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一直独占鳌头，这一比率在1965年是41.80%，1985年为45.6%，2007年为45.3%。还有一个相关的比率，即社会保险费占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比率，已从1960年代的20%左右跃升到了现在的1/3左右。相形之下，这两项关系国民生计的关键指标，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进一步完善个税改革刻不容缓。随着税法体系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个税体制的变革呼声渐高，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到个税申报制度的改革，都从不同程度上显示出，个税已不仅仅是税收结构中的一个税种，更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

　　但我国的个税管理体制仍处于改革进程中，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规范也正在制订过程中，进一步完善个税体制改革无疑是对原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增加个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权重，并完善个税的纳税层次，能在尊重纳税人权利的基础上保证国家的征税权，做到了纳税权和征税权间的平衡与协调。

　　根据个税的公平原则，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应与纳税人获得的政府公共服务相对应，但又要维护社会成员在合法、平等的条件下按要素分配所产生的收入差别，不对市场机制结果进行矫正。最终实现社会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对社会成员按纳税能力征税，以缓解社会初次分配的不均等，促进社会的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基尼系数在0.4以上，收入差距较大，市场机制尚不够完善，这有可能影响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这种针对高收入阶层个税申报办法的出台，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国际上的个税体系

　　笔者以为，我们迫切需要和国际接轨，学习并采用更为完善的个税体系。

　　个税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征收，也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在美国，国会有权对任何来源的收入规定和征收所得税，根据个人收入情况逐步提高税率，以此来减少低收入者的负担和控制高收入者的收入过快增长。基本的原则是多收入多交税，收入低的先交税后退税，美国缴纳个税十分重视家庭其他成员尤其是儿童的数量，同样收入的两对夫妇，有孩子和没有孩子所缴纳的税额相差很大，税法规定为每个孩子退税1000美元。高收入者是美国个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占美国全部个税收入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的来源。

　　德国个税除因个人收入多少缴纳的比例不等、实行累进税率以外，个税的比例每年都要进行调整。单是个税中的工资税就占德国政府收入的1/3。德国政府也对不同家庭情况采用不同的个税起征点，根据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加以区分，如单身、已婚无孩子、已婚有孩子等。

　　日本则实行“所得税扣除制度”，对纳税者本人生活所需的最低费用、抚养家属所需的最低费用、社会保险费用等免征所得税。如果抚养的子女人数不一，需要赡养的老人数量不同，需缴纳的所得税税款也就有很大不同。

　　由此可见，这些发达国家个税的税制虽有不同，但不难发现一个共性，那就是日益将个税作为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增加对高收入群体的纳税比例，并向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体现公平纳税。

　　个税改革方向

　　完善个人所得税的结构问题，改革税收征管模式，并调整税级税率，将成为我国个税改革的基本方向。

　　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从理论上讲，可以考虑将当前的分类征税模式改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税模式，譬如将性质相近的经常性、劳动性收入采用综合征收，偶然性、资本性收入则以分类形式征收。

　　根据统计数据，我国目前个税的贡献主体仍为工薪收入，而游离于工薪以外的收入则往往未被纳入征管范围。而即便这些收入纳入税收征管体系，同样数额的收入，因其来源不同会按不同税率征税，这就出现了赚同样多的钱、交不一样的税，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甚至劳动所得交的税要高于非劳动所得。如工薪收入的最高税率为45％，财产租赁收入的税率为20％，这使得工薪收入在一些情况下会高于劳务报酬、出租房屋的财产租赁及稿酬等的税率，有时所缴纳的税甚至比获得同样收入的人翻一番，这种税率倒挂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少见的。

　　如果能将个人所有收入，不分来源按年份以同一税率征税，就可有效避免这些不公平。在改革路径上，可在原有的分类税制的基础上，逐步推进，采用分类综合课税制，然后扩大综合所得范围，过渡到综合课税制。比如，鉴于个体工商户实为自然人的状况，在应税所得中没有单独设立个体工商业户生产、经营所得的必要，而应将之分散在其他应税所得中，并将工资、薪金收入、承包、转包收入、财产租赁收入、财产转让收入合并为综合收入，在作合理费用扣除后，适用累进税率，其余收入适用比例税率，这样就可充分发挥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优点。

　　改革中还应减少税率层次，适当降低低档税率，提高高档税率，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收入实行大幅度的再调节，提高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使之与工资、薪金所得税负持平。对劳务报酬所得与工资薪金所得实行同等课税，实现相同性质的所得税负相同，与此同时，对于工薪阶层和低收入者，通过适度的个税税率，减轻税收负担。

　　我们要看到，个税改革需要部门协调，是一项综合改革。个税改革并不仅仅是财税部门的事，综合所得税需要税务管理、税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协调。而且，单凭一项所得税税制的改革也难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应当逐步建立包括所得税、资产税、赠予税、遗产税等在内的税赋体系，实现税负和收入分配一体化的政府公共治理职能，这既是各国个人所得税制历史演变的基本轨迹，也是我国个税改革的方向。

　　我国现阶段个人信用制度还没有形成，现金交易量大，个人收入严重隐性化，这就需要逐步建立个人账户，增强纳税意识。征收管理应由源泉控制为主向纳税人自行申报为主转变，逐步建立和完善个税征收管理和稽查监控的配套机制，并需与银行、房产、社保、公安等部门配合，尽快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制，还可以实行居民身份证号码与纳税号码固定终身化制度，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为税务机关掌握个人收入创造有利条件。

　　此外，采用综合扣除法在源泉扣缴时，各项所得应依其性质分别进行必要费用扣除，实行基本生计扣除加专项扣除的办法，可以考虑赡养人口数量、年龄和健康状况等因素加以确定，并可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实行物价指数调整，使其免受通胀的影响。还可以规定一些特殊扣除，如医药费、教育费等，扣除标准应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因素的变化适时调整，以真实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更好地体现税收公平和量能负担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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