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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体质患者发生死亡医院有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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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13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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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体质患者发生死亡医院有何责任

女教师殒命医院
现年22岁的女教师薛某系山西省临汾市某中学高一数学教师兼班主任。2004年5月中旬，薛某颈部长了一个囊肿，本月17日薛某与父亲一起骑车来到临汾市泽林医院就诊，经B超检查其左颈部肿块为一囊性肿物，遂住进了该院住院部114房间，欲行手术治疗。由于薛某系过敏性体质，对青霉素、磺胺有过敏史，谨慎的薛父及时将这一情况告之了医务人员，并要求院方写在病历上。随后，仍不放心的薛父又向护士要了一张纸，书写上“薛某青霉素过敏”的提示语，压在女儿病床的床头柜上。
5月18日下午14时进了手术室，由李力主刀秦宝玉为助手15：30分手术结束。薛某回到病房后，值班护士把“止血敏”很麻利的给她扎上，看着护士给女儿输上液体，薛父才放心离开病房，拿着女儿手术切除下的肿物标本，匆匆赶往市人民医院做病理切片检验。
就在薛父走后约10分钟，正在输液的薛某突感胸闷，母亲王女士速将护士叫来，护士询问了几句说：“没事”，随之把薛某的头部垫高后即离去。又过了一会，薛某对母亲说还是感到胸闷，薛母又赶忙去找大夫，可主刀的两名医生此时已外出吃饭，只有一留守的“黄大夫”（无执业医师证）赶到病房，稍加察看，留下一句“观察观察再说”便离去。16：50时，送病检物返回的薛父见女儿口唇发青，胸闷加剧，系过敏症状，情知不妙的他急速将黄大夫找来，催促其快拿氧气瓶抢救。一边向在外边吃饭的主治大夫求救，一阵慌乱后，氧气瓶被推进病房，瓶口尚未打开，薛某已休克。主治大夫17：20分组织抢救，但因为薛某三次胸闷都没有及时抢救，失去了最佳抢救时间，导致薛某死亡。虽然泽林医院随后也进行了抢救，但一切都太迟了，已无济于事了。
为讨公道上法庭
办完女儿的丧事，薛父找到泽林医院的负责人，就薛某的死因及善后处理进行询问和协商，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医院不仅对薛某死因闪烁其词，而且还对赔偿婉言相拒，几经交涉未果，薛父毅然决定：通过法律为死去的女儿讨公道。
2004年5月26日，薛父以原告的身份一纸诉状将泽林医院推上了法庭被告席。他在诉状中称：医务人员明知患者有多种药物过敏史，却轻率的输用可引起患者过敏的药物“止血敏”，且在使用该药物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患者三次表述胸闷，家属三次叫医务人员，既不停药也未采取任何抢救处置措施，使患者出现休克，后虽经医务人员施救，但终因丧失最佳抢救时机，最终导致患者死亡。为此，他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因为医方的不负责任夺取了女儿的年轻生命，要求医方赔偿各种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共计人民币40万元。
尧都区人民法院受理后，根据原告薛父提出的证据保全申请，对薛某住院住院病历进行了封存，案件正式进入了诉讼程序。随后，被告在积极应诉的同时，也向法院提交了要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2004年7月1日上午，尧都区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组成合议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主要针对封存病历上的长期医嘱是否涂改，手术结束时间记载是否准确，使用“止血敏”药物是否存在过失等双方存在争议的焦点问题进行了质证。
原告方指出，长期医嘱的首页有三处涂改，涂改处均为手术结束的时间，即将15：30分改为16：30，被告方却认为，医院对患者的诊断准确，患者系过敏体质，用“止血敏”导致的过敏性休克，属罕见的医疗意外，医务人员无法预料，抢救过程无违反诊疗规范之处。至于病历上的明显涂改则属医务人员“笔误”。双方各持己见，质证难以定论。
一波三折的鉴定
2004年10月13日，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为该案已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应付主要责任。面对这一鉴定结论，医院再次提出申请，要求进行上一级鉴定机关鉴定。2005年4月28日，山西省医学会对该案作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结论是本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
省、市两级医学会作出了两份事故性质相同，但责任划分却决然相反的两个鉴定结论。
2005年11月3日，根据原告方申请，法院委托中华医学会依照法院提供的鉴定材料，医患双方的答辩和陈述进行了第三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鉴定组认为医方存在医疗过失行为，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及诊疗护理规范，与患者的死亡有因果关系，鉴于患者的过敏体质是此事件发生的病理生理学因素，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中华医学会作出了“此案构成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的结论。在鉴定中中华医学会明确指出了泽林医院的六项医疗过失：1 该患者术中出血不多，术后无出血倾向，没有使用止血药物的明显指征；2 患者对青霉素、磺胺有过敏史，提示系过敏体质，但医方未予重视，术前未针对患者的过敏史进行讨论和准备，术后使用了没有明确指征的止血药物；3 对所出现过敏反映的早期症状没有及时认识，未立即停止输注可疑过敏药物和采取有效治疗措施；4 医方在抢救过敏休克过程中，患者血压在77/31 的情况下，静脉推注肾上腺素1mg的给药方法有误； 5 患者出现过敏反应初期，无取得医师执业证的人员在场观察和救治； 6 医方对病历有明显涂改。
依法公断明是非
历经三次鉴定，孰是孰非各有定论，但应以哪个做为定案依据？赔偿数额该如何确定？案件是否属于《民法通则》调整的范畴？这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了承办法官的面前。
2005年12月1日，法院对该案再次开庭审理。经审理后认为，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对其医疗行为是否适当的判断，除依照一般常理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外，还需权威部门作出公正的鉴定。在本案中法院经过对三份鉴定全面、客观的审查，认为临汾市医学会和中华医学会的鉴定结论对责任的划分公正、科学、定性准确，应作为定案依据。被告在为原告的女儿薛某提供医疗服务时，未尽合理保护患者生活健康的义务，延误了有效时间且抢救措施不力，造成患者非正常死亡的后果，应当依法承当损害赔偿责任。
2005年2月2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19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临汾市泽林医院赔偿原告薛父因其女薛某死亡的各项损失，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交通住宿费、鉴定费合计185055.70元的80%，即148044.56元和经济损失费31000元，共计179044.56。[page]
目前，案件已进入二审程序，作为原告的薛父坚信：公正的法律会还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的。
[专家观点]
适用法律要体现法律的精神和原则
此案中，原、被告双方在适用哪部法律法规进行损害赔偿上产生争议？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赔偿，与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赔偿，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同？一些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进行了解释和分析。
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胜富
在赔偿项目上，《解释》比《条例》多死亡补偿费一项内容。死亡补偿费是按照受理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的。这一项赔偿项目往往数额较高，所以，《解释》和《条例》的赔偿数额往往相差较大。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5年下发的《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如参照《条例》处理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赔偿数额。确定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标准，应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看来，这条规定所讲的提高的赔偿数额一项正是死亡补偿费等项目。其他地区也可按照这一规定判案，这是符合法理的。
《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他的法律地位低于国家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对执行的法律做出解释，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国家法律，高于行政法规。如果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没有大的冲突，法院一般依照司法解释判案。
此外，法治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形式法治”是指从形式看哪个法律地位高，就依据哪个法律判案。“实质法治”是根据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基本原则来判案，如果法律地位高的法条不能体现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基本原则，那么，法院可以依据法律地位相对较低的法条判案。在患者死亡、有关鉴定结论为医院负主要责任的情况下，法院一般会依据更能体现公平原则的法律进行判案。如果依据行政法规判决，不能给受害者合理的补偿，那么，法院就会依据司法解释判决，相反，如果依照司法解释，不能给受害者合理的补偿，那么，法院可能会依据行政法规判决。总之，判案要体现法律的精神、法律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