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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遭遇医闹，谁来治？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

2019-03-05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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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纠纷，一直是一个躲不开的话题。从卫生局和各大医院了解到趋势显示，医疗纠纷的数量，逐年在增多。

尽管有近90%的医疗纠纷，已经通过医患双方协商的形式，化解在医院这个层面上。但剩余的无法在这个层面解决的10%，成了医患双方最关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医闹的来源。

一位业内人士钟超（化名）这样理解医闹：患方家属到医院来闹，或患方家属带乡亲朋友到医院来闹；或干脆雇一群专职人员来闹。他说，以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厦门目前较少出现职业医闹……从这个角度说，在国内算得上是拥有较好的医疗环境。

但就算如此，医院遭闹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同样在困扰厦门的医院。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会首先告知患方，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甚至还有司法渠道可以走，可他们听不进去，非得要到医院来闹，”钟超这样说道。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什么这样被纠纷的患方所排斥？该闹，还是该走这条路，如何权衡？事实上，归结到最后，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成几个疑惑：医疗纠纷发生后，到底该找谁投诉；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是否真能让人信任；闹与不闹之间，成本的差别有多大……

【寻找独立判官】

一个尴尬是患者对医院的不信任：“患者都不信医院了，怎么会信医院给的提醒？”；另一个尴尬是“藏在深闺”少人知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钟超说，很多时候，纠纷解决不了的时候，患方通常一直会揪着医院不放。

“市民对医院的期望值太高了。”钟超说，医院出事故的几率，与马路上出交通事故的几率差不多等同了，“遇上医疗纠纷是每个医院的常态，不然就不需要成立医务部，专门解决问题。”他说，

“问题是，纠纷出现在医院里，他（患者）都已经不信医院了，怎么还可能相信医院给的提醒？”

患方希望寻找一个第三人作为判官，但这个判官居然由纠纷的另一方医院所推荐，不信也是理所当然的。从卫生局得到的信息显示，要求医疗技术鉴定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增加得不多。

记者随机在上医院的人群中做了个调查：如果遇到纠纷，您会先找谁？

当然有清楚流程的市民：“先找医院，再投诉到卫生局，再不行，就到法院去打官司。”这位市民的回答，事实上暗合了处理医疗纠纷的可用途径：或医患双方协商，或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走司法渠道解决。

但关键是，绝大部分市民的答案却只有一个：找医院，它得给个说法，该赔的也得赔。与此相对的是，某些医院，除了张贴出医院内部的投诉电话、卫生监督电话外，没有针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相关电话。

可以这样说，如果不真正遇上医疗纠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对于更多的市民而言，会永久地“藏在深闺”。

把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普及，提前到纠纷发生前，或许比事后由医院告知，更能得到市民的认可。

【制度设计的公平性】?

专家库是医疗事故鉴定是否公平的焦点所在。市医学会有一整套严密的筛选办法，选择医生进入专家库。

卫生局医政处的工作人员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事实上就是试图在专业知识不平等的医患双方之间，搭建起一座平等沟通的平台。

既然称之为“平等沟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试图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公平、透明。无论是患方单方提出鉴定要求，还是医患双方共同提出，要求鉴定过程进行中，双方均要到场，保证透明度。

而专家是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双方都要抽取，相互监督。”抽取是随机的，而且会回避涉及纠纷医院的医生。无论是哪一方，都可以因为其中的利害关系，要求某位专家回避鉴定。

这位工作人员说，市医学会有一整套严密的筛选办法，选择医生进入专家库。而且医生进入专家库，也不是“铁饭碗”，每隔一定周期，就要更换一次，“比如这个医生已经不做临床了，那就不能再进入专家库。”他强调，专家库里的专家，需要丰富的临床经验。

他说，专家每年都要进行一次相关培训，并且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第二十七条作为约束：“专家鉴定组成员不得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

这位工作人员说，召开鉴定会，事实上就是让医患双方都有说话的机会，“提供相关的资料给专家们，然后陈述当时的情况，说出自己的理由。”

而且他还强调，整个过程都是公开的，“患方在申请鉴定时，就可以要求医院复印资料，并进行封存，保证资料不被修改。”他还说，如果患方觉得不够，还可以请律师参加鉴定会，进一步保证公正、透明。

【“闹”的成本转嫁】?

医闹，因为患方不信任医院而闹；闹过之后，医院也开始对所有患者竖起了戒备的盾牌——信任流失，戒备上位，这样的成本，其实太过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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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超说，事实上，医闹在医院这么闹，看似成本很低，事实上，成本可能会转换到其他的病患身上。

直接成本显而易见，“医闹围堵门诊大厅，拉横幅、砸玻璃、撒纸钱，直接受害的就是其他来就诊的病人。”钟超说，如果有急病的人看不了病，导致病情加重，这样的成本转嫁就太过可怕了。

间接成本转嫁的病人范围更广。

“医闹闹起来，一次、两次再三次，很容易造成医生本身的心理障碍。”钟超说，医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心理承受能力各不相同，在同行遇到类似的事情时，他也会开始思考，如何规避风险，“医生是要救死扶伤，但医闹出现，他自然而然会多出一层考虑，考虑如何保护自己，这是人之常情。”钟超说，事实上，这可以看做医生对病人的戒备心理。

医生思考如何规避风险，成本随之显现。“比如医生会躲避手术。”钟超说，通常医生在可进行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之间，会以规避风险的考虑，选择保守治疗。

钟超说，另一方面，在诊病时，为了避免误诊，医生通常会加上一些检查项目，起到保护自己的目的。“比如，有病人去做阑尾炎手术，医生会要他做艾滋病毒检查。”钟超说，这项检查不是必要的，但万一日后病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要告医生手术时有失误，医生就有证据能说话了。

医闹，因为患方不信任医院而闹；闹过之后，医院也开始对所有患者竖起了戒备的盾牌——信任流失，戒备上位，这样的成本，其实太过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