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间发明到形成专利产品到底有多远？

长江商报
核心提示：
多年潜心研究，花费了几万元，刘恭信终于发明了组合式可折叠救灾帐篷，希望能用到国家的救灾中。但是，几年来，尽管他曾数十次给有关部门及生产厂家写信联系，甚至愿意免费转让技术，但是终未如愿。看着汶川大地震中，大量传统的救灾帐篷搭建需耗费时力，刘恭信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他已连续几年没再给这项曾让自己引以为傲的专利缴费了，任其自生自灭。
刘恭信的多项专利技术都曾受到过各级部门的表彰，但他的经济状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的处境，在武汉的民间发明人中并非孤例：50岁的吴友志发明了6项专利，但一项也未能转化，他一直守着他的专利吃低保；老王，因为痴迷发明，被家人认为不务正业，最终落得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生活惨淡。
多年来，谢裕川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途径，解决民间发明人专利无法转让的问题，为此，他成立了“专利超市”，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现在看来，还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据了解，去年武汉有近万件专利申请获批，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首位。其中，民间发明专利占了近半。然而，大部分民间发明人的专利难以通过转化来实现其价值。
　　　
在汉口二七路的一处出租屋内，50多岁的谢裕川挨个拨打着几个投资人的电话，希望他们本月28日来参加在洪山区举办的专利超市。
谢是武汉市专利超市的创办者，他希望借此，搭建一座连接投资人和发明人的免费桥梁。
“每个月几乎都要这样提前邀请人。”谢裕川说，投资人是吸引发明人一直坚持参加专利超市的动力。
5月8日，本报记者曾参加过一期专利超市。
当天一大早，就有近百发明人早早来到了武汉市知识产权局。这是每个月民间发明人与投资人“约会”的固定地点。
超市创办人谢裕川有条不紊地组织着到场的的为数不多的投资者与发明人进行接洽。更多的发明人则是相互交流着发明的体会。他们中大多只是来碰碰运气，常年如此。
与想像中不一样，这些发明人中大多年事已高，穿着随意而破旧。偶有几个西装革履的发明人，与整个场面并不协调，也会被调侃称为“老板”或“老总”。
“这套专门购置的衣服也是为了吸引投资人的注意”，一位发明人说。
他们大多不喜欢“民间发明人”这个称呼，因为听起来似乎将发明人分出了三六九等。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
常年与发明人在一起的谢裕川告诉记者，“老”和“穷”的确代表了武汉大多民间发明人的生存状态。“在国外，民间发明人都受到尊敬，往往都过着富足的生活。但是在国内，民间发明专利的转化率不高，投入之后很难有收获。”
　　　
免费也无法转让的专利
刘恭信再一次心痛了。
近段时间，电视上都是四川地震灾区的画面。灾区需要数百万顶帐篷的消息，让他又一次想到了自己的发明--组合式折叠帐篷。
“有一种有力使不上的感觉”，他将已过期的专利证书拿在手里，颇感遗憾。
他坚持认为，如果他发明的救灾帐篷能用到灾区，会让千千万万的受灾群众享受到方便。因为他发明的这种组合式折叠帐篷，只需一个人在短短十几分钟之内就能搭建好。
这项发明缘于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其时，国家发放大量救灾帐篷给灾民，但是，很多灾民都不会搭建，需要部队官兵帮忙。于是，他在此后的几年时间内，一直苦心研究，将我国常用的救灾帐篷的40多个杆件缩减为10多个，很多零件都通过连接器组合在一起，只需要轻轻一撑即可。
在一个空旷的场地上，刘恭信为记者展示着自己的发明成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一个人搭起了一个帐篷。
为推广自己的专利，他还专门录制过一张光盘，“这样能更加直观地说明我发明的帐篷的适用和先进性。”
他还参加了很多国内的专利发明大会，并数十次给国家相关部门以及生产企业写信，推荐自己的专利。为了尽快将这项专利转化为产品，刘恭信甚至提出，只要是专门生产救灾帐篷，他愿意将专利免费转让。
山东一家生产救灾帐篷的企业老总在得知刘恭信的发明后，曾专门到武汉前来拜会。在看了刘的现场演示后，大声叫好。但最终，因为各方面的限制，这项技术还是没能推广出去。
现在，刘恭信已经连续几年没给自己的专利交纳年费了。“我作了很多努力，但一直没人接受和利用，就让它这样去吧。”多年的失望显然已经伤透了刘恭信的心。
刘恭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从事发明工作，是武汉市最早的一批发明人之一。
他的多项专利技术曾受到各级部门的表彰。但这并未给他的生活带来改变。如今，他仍住在汉口解放公园路的一处一室一厅的老房子里，狭小的客厅里放着儿子的单人床。
“现在，我已很少涉足发明工作”。原来的单位倒闭之后，他现在在一家私营企业里上班。“每周只需要星期六去那里上班就可以了，帮他们画画图，工资还给得不低”，刘恭信很满足现在的生活。
　　　
那些因发明而改变的生活
年近50岁的吴友志，是武汉市民间发明人中多产的发明人之一，他一人拥有6项发明专利。吴友志原本希望利用这些专利来改变自己窘迫的生活状况，但一直未能如愿。
6月18日，记者在汉口一个小区见到吴友志，他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色上衣，神情很是憨厚。听说了记者的来意后，他带着记者七拐八拐穿过一些老房子，来到他现在租住的“家”。
这是一套破旧的三居室。一间住着大儿子夫妻俩和刚出世22天孙子，女儿住一间，剩下一间不到20平米，包括厨房卫生间，他和小儿子挤在一起，用一块布分隔出两个狭小的空间。
一到他家，他便拿出厚厚一摞发明专利和证书。他的办公桌就是小儿子的床，床上堆放着证书和资料。
这些专利证书，证明了他拥有的6项专利，承载着他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希翼，但一直到今天，这些专利一项也未能转化，老吴一家都靠他为社区晚上巡逻所赚的几百元钱和低保金生活，除去每个月近400元的房租，生活得很是拮据。
老吴说，有天晚上突然下雨，他看到很多没带伞的人都把包包顶在头上挡雨，于是萌生了发明一个可以做伞的包包的想法，并且很快在家里搞起了实验。可能敲敲打打弄出的声音比较大，影响了别人休息，楼下的邻居曾几次上来破口大骂。
“我差点就放弃了。”吴友志说，但是想到凭自己的奋斗有一天可以创造财富，他又坚持了下来，并最终发明了“包美帽”--这种帽子折叠起来就是个时尚的包包，但是打开又可以当作遮雨的帽子。
但时至今日，吴友志的发明也没有得到投资者的青睐并转化为产品，他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人能看中他的发明，“证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
现在回过头来，吴友志说，如果利用这几年的时间，做其他更现实的事情，或许现在不用继续吃低保了。
和吴友志一样，58岁的李仁国也拥有多项发明，但也只能靠每月500元的低保生活。
他的家是一栋有60年历史的危房。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张床，两个柜子，是别人丢弃后老李偷偷捡回来的。桌上杂乱摆放着各种空饮料瓶子，房间里充满霉味。
唯一与他发明人身份相符的是一台已有近十年历史的旧电脑，“这是为了方便发明，收集资料”。
越来越窘迫的家庭环境，让他不得不放弃发明。他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小孩能读完书，找个正当的工作。
　　　
民间力量
谢裕川说，民间发明人像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群，得不到重视。
他本人，此前也放弃了自己原本安逸的生活，一头扎进了发明。“我也不清楚，自己当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当初和他一起工作的朋友，现在都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像不少民间发明人一样，因为搞发明，“不务正业”，妻子也离他而去。
如今，他租住在汉口一个城中村。房内阴暗而杂乱。一个房间里摆放着一张单人床。这间房子既是 他现在的住所，也是他的办公地点。
“发明人经常会过来与我交流，没个办公的地方不行。”　
发明未能最终改变他的生活，而且还让他走了很多弯路。为了帮助像自己一样的人，2003年，谢裕川在全国独创了专利超市。最初是在汉口的一个小茶楼里。“主要是给发明人和投资人一个联系的平台。”谢说，民间发明人中并不缺少好的发明专利，更重要的是缺少一个与投资人联系的渠道。
“很多发明人以为取得专利证书之后，就进了温室，可以在家里坐等投资人来给钱。”谢裕川笑着说，他们不知道如今搞发明的人有多少。
几年里，有发明人在专利超市中转让出了自己的专利，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而更多发明人还是常年在这里寻觅着。
专利超市，谢裕川已坚持了5年。在早先的几年里，他对专利超市的任何事情都关心到底。在他的手上已经促成了多笔专利技术的转让。
“这两年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那做那些具体的事情了。”在老谢看来，在专利超市中还缺少一支“专利红娘”队伍，专门为民间发明人与投资人接洽。“因为大多发明人都不会自我推销。”
成就了一部分民间发明人，老谢的生活还是那样。“除了成为了个‘名人’。”
直到现在，他因女儿大学时的助学贷款耿耿于怀。“她现在工作了，能自己慢慢还，但作为父亲，多少有些愧疚。”
　　　
生存危机
据了解，去年武汉有近万件专利申请获批，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首位。其中，民间发明专利占了近半壁江山。然而，民间发明人的专利难以通过转化来实现其价值。
谢裕川说，他最初成立专利超市，是为了证明一些问题，让民间发明人的状况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现在看来，部分效果达到了。年，专利超市移师武汉市知识产权局。正式走进了政府部门的视野，但这远远不能解决刘恭信、吴友志们的问题。
武汉市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说，民间发明专利转化率不高，发明人本身的问题占了很重的一个比例。
“他们的发明很多没有迎合市场的需求，往往花费几年时间研究出来之后，发现市场上已有了很多更成熟的替代品。或者，他们发明根本没有市场，很小众。”
另外，民间发明人在专利转化中往往急于求成，要价过高，合作欲将转化的风险全部转嫁到投资人身上，所以，在和市场对接的谈判中，往往很难达成一致。
民间发明人往往也缺少与市场主动接触的意识，觉得拥有发明专利之后，各方面的投资会自动找上门来。
长期与民间发明人接触的谢裕川同意这种说法。但同时，他也坚持，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应该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应该搭建好一个平台。”从来不缺少好的发明专利，也不缺少有钱的投资人，关键是看发明人是否有与投资人接触的机会。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说，目前，国内还没有适合民间发明人发展的生存环境，专利无法转化，大量浪费人力物力。“如何让发明专利能真正实现其价值，需要一个体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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