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教育与科研30年

　　与中国悠久的编辑出版史相比，正规的编辑出版教育的历史非常短暂，但与改革开放同步。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出版教育在摸索中曲折前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并在发展中与出版科研活动互相促进共同进步。与此同时，作为出版业发展的产物，出版教育也在不断调整思路，积极为出版产业服务。而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新技术和新媒体的应用与普及以及出版产业变革的加速，编辑出版学教育和出版科研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调整自身以更好地为出版产业服务，成为产学研三方共同关心的话题。

出版教育应运而生 取得长足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后，解放思想的启蒙运动迫切需要改变“文革”造成的“书荒”现象，以满足人们压制已久的精神文化需求，而出版业的人才在“文革”中大量流失，迫切需要思想素质、文化素养以及业务能力兼具的新生力量补充到编辑队伍中。当时的人才状况正如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所说：“出版队伍人数不足，青黄不接，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赶不上新形势的需要。”在此大背景下，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应运而生，并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办学规模逐渐扩大　办学层次逐步提高
　　1978年北京印刷学院成立，1983年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与新华书店总店联手开办图书发行专业。1985年，在胡乔木同志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编辑学专业开始招生，以此为契机，我国编辑出版教育事业得到迅速发展。1986年，南京、河南、西安、四川等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借新闻、法学、文学、图书馆等学科的名义也开始招收攻读编辑学专业的研究生。但是，由于编辑出版专业高等教育匆忙开办，未经学术研讨和学科论证，缺乏充分的教学条件和市场调查，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出版社尚缺乏活力，用人机制改革缓慢，少有指标给编辑出版学的毕业生，初期培养的学生并未得到社会的认可，甚至有些学校编辑专业的毕业生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出版部门的冷落。如武汉大学首批编辑学第二学士学位1991届毕业生仅20人，竟无一人分配到出版社，而大都进了行政机关和新闻单位。
　　1998年，国家教育部调整了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之下，将编辑出版学列为二级学科。这次专业目录的调整使得编辑出版学教育“名正言顺”。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业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规模和体制都得到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为编辑专业毕业生提供了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出版教育在十几年的摸索中也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和理论基点，不少学校出于自身学科发展的需要，也需要编辑出版学的加入。在此背景下，编辑出版专业的开设数量开始增加。据统计，2002年编辑出版专业院校30多所，截至2003年底，全国高校设立编辑、出版、发行等专业的院校已有70多所，在短短一年间数量就增加了一倍多。到2006年底，北京印刷学院会议时统计，设立编辑出版专业的高等院校已经超过100所。
　　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和河南大学文学院招收传播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发行。这是出版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我国编辑出版专业教育迈出了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院校已经相继想办法“借鸡孵蛋”地在相关专业下培养了一批批以编辑出版学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如1999年，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博士招生目录中增设了“图书学与出版管理”方向。2001年，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后一直招收以“中外出版管理”为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2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下，招收出版发行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编辑、出版、发行学；2005年，北京大学也在图书馆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的博士点，还有许多院校在传播学学科范围内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是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办学层级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据河南大学教授李建伟2007年的调查显示，当时已有35所高等院校38个办学点招收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其中博士研究生办学点7个。
　　教学资源日益改善　师资力量不断壮大
　　专业创办之初，各院系师资力量普遍不足，他们注意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资深编辑和业界专家参加教学活动，两方面密切配合，为出版业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之后，又培养出相当一批从事出版教育和出版科研的学术性人才；而且随着编辑出版专业在职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一些兼具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的人才成批涌现，成为专业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力量。此外，也有不少科研单位和业界人士愿意到高校讲课，分享研究成果和工作心得，成为出版专业师资力量的有效补充。　　
　　教材是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之一。自开办出版教育以来，教材的编写量不断增多，从1988年由南开大学编辑专业教师组织编写的第一套编辑出版方面的教材开始，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上半年，我国共出版编辑出版学专著和教材425部(种)。教材质量也在随着数量的增多有所提高。第一套出版类教材出版后，1995年至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18本“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教材”。这套教材使用范围广泛，解决了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燃眉之急，出版业的不断发展也要求教材的编写随之完善。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都编辑出版了成批的教材，20世纪90年代那套教材也由辽海出版社组织力量进行修订再版。
　　编辑出版专业培养的人才最终会输出到各个出版单位，因此出版单位理应积极扶持出版高等教育，为学生实习提供基地和指导。事实上，出版单位也已和高校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和互动关系，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辑出版专业与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编辑出版专业与人民大学出版社，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编辑出版系与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出版单位不但为编辑出版专业学生搭建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平台，也为学生了解业界动态、走向社会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出版社也可以获得鲜活的创意和人才储备。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培华教授还创出“五个一”的教学经验。
　　海内外校际交流增多　合作模式日趋成熟
　　海内外校际间交流机会的增多，是对彼此教学能力的接受和认可。目前，越来越多的编辑出版专业老师受邀到外国讲学、参加学术会议，而且不少老师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有越来越多的同学赴港澳台以及国外进行交流、学习，他们的能力也得到了海外交流方的肯定，同时，成批国外的老师和同学源源不断地到中国进行讲学和交流。[page]
　　在不断的沟通和磨合中，国内外出版教育机构的合作模式也日趋成熟，已经从最初的教师互访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比如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荷兰莱顿大学于2007年实现教师互访并在研究生层次建立起合作关系，而自2005年至2008年连续4届举办的海峡两岸华文出版论坛会议也是两岸同胞校际交流日渐成熟的象征。海峡两岸直航后，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河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华大学出版与文化事业管理研究所的交流和合作会更加深入。此外，目前已经有多位台湾出版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们相信今后会有大陆的同学去宝岛台湾的南华大学、世新大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班学习。
　　海内外校际交流机会的增多和交流模式的日趋成熟，给国内的老师和同学提供了更多“看海外”的途径。通过交流，我们也能够借鉴国外编辑出版专业办学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对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出版业的发展意义深远。

出版教育与出版科研同步前行

　　出版科研和出版教育同时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并且随着出版产业的不断发展而进行必要变革，出版教育为培养更适合产业发展的人才而调整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出版科研也在根据产业发展的变化不断提出并解决新的课题。在30年中，出版教育与出版科研互相扶持、同步前行，出版教育为出版研究的开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而出版研究也通过参与教育过程、编写教材以及通过研究完善学科体系等途径反哺出版教育，二者在通力合作中共同又好又快地发展。
　　高校成立研究机构　培养研究人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编辑出版学教育的稳步发展以及国家对编辑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视，一批高校出版专业的科研人员、教学人员和攻读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研究生迅速成长起来，逐渐成为出版科研的重要力量。他们接受了正规的编辑出版学教育，处于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之中，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背景，知识面较宽，接受新事物快，而且不少在职研究生和业界老师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不仅对出版理论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也注意把理论很好地应用于实践，以指导产业发展。因此，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对出版学、编辑学的深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不少高校还创办了编辑出版研究所或出版科学研究所，比如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河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河北大学等都办有与中国出版科研所类似的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还成立了出版研究院。这些高校研究所每年都申请并承担国家及部委级科研课题，在配合产业需求和专业教育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也与专门研究编辑出版理论的研究机构和一些行业性团体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开展了多项课题研究。比如，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合作开展了“以出版创新提高中国软实力”、“2000年以来英美法德日等国出版现状研究”等课题研究；在2002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牵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出版通史》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信息管理系的师生也承担了很重要的工作。
　　出版科研反哺教育　提供众多资源
　　——研究学科体系建设，以推动出版教育的开展。
　　学科体系是否完善和科学直接关系到教育中课程的设置以及人才培养效果。出版研究一起步，研究者们就对编辑学和出版学的学科体系架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仅从关于出版学的不同著述来看，有的从出版工作的流程来探讨出版学，有的从出版经济和出版文化的角度来构建出版学，而有的则立足于出版物的属性。为了使学科体系更加完善，中国出版科研所2005年起承担了国家级课题“出版学科体系研究”，该研究重点在于明确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内涵，科学设置课程，制订课程大纲，编写教材。目前该课题基本完成，相信这将为我国出版教育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带来重大影响。河南大学和北京印刷学院也设立了学科体系和课程建设等课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研究。
　　——测评业界人才需求，指导出版教育开展。
　　对业内人力资源现状及人才需求的研究，日益成为出版研究的重点之一。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变革，已经有不少文章探讨数字化和全球形势下人才需求的方向，进而探讨我国出版教育的发展之路。中国出版科研所所长郝振省研究员认为我国编辑出版业急需10种人才：选题策划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版权贸易人才、媒体营销人才、出版经纪人、古籍整理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人才、网络出版人才、文化产业通才、图书艺术设计和出版专家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的重点培养目标。而中国出版科研所正在进行的《新闻出版人力资源测评体系与人才库建设研究》，也将是对出版教育培养效果的一次测评。根据测评体系，出版教育界将更加清楚在教育中应努力的微观方向。
　　——科研机构组织编写教材和工具书。
　　高校教师虽是教材编写的主要生力军，但科研机构特别是国家级科研机构对教材的编写也发挥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中国出版科研所成立不久就在边春光所长的领导下组织了多次教材编辑会议，如1989年烟台会议、1990年洛阳会议和1991年杭州会议，我们认为，上世纪90年代辽宁教育出版社的18本出版专业教材就是在这许多次会议的研究和讨论之下得以出版的。
　　出版史是出版专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科研机构对出版史的研究，对于教师教学、出版史教材的编写等来说都很重要。中国出版科研所在组织、推动编辑出版史以及党的出版史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所之初就先后在张家界、太原召开了两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涉及太平天国出版、清末官书局、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活动、民国时期的出版等专题。1991年，中国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问题”为主题，成立了课题组，并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上集中研究和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问题，出版了两本论文集。在此前后，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不定期的《出版史研究》辑刊。2002年，中国出版科研所牵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出版通史》，首次将中国3000多年丰富多彩的出版历史完整、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为丰富和完善出版史教材和教学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对出版专业的教学来说，工具书的作用不可忽视。中国出版科研所在教材工具书的编纂方面也发挥了组织和中坚力量，比如组织编写了《出版词典》以及1980年创刊的《中国出版年鉴》和《中国大百科全书 新闻出版卷》等。[page]
　　——科研人员承担教学任务。
　　出版研究机构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明确以编辑出版理论研究为主要活动宗旨的学术组织和专门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可以分为国家级和地方级两种，如中国出版科研所和各省市的出版研究室（所）。第二类是行业性团体，它们把开展出版研究作为其重要活动内容之一，如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期刊协会、各省市的地方出版工作者协会等。第三类是高校创办的编辑出版研究所或者出版科学研究所。
　　高校成立的研究机构成员多为高校的老师和同学，他们本身就能够带着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研究，推进教育的良性发展；而且，随着这三类研究机构之间合作的增多，前两类研究机构中的一些成员逐渐加入出版教育的行列，在高校开设课程或开办讲座，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高校师生分享。

产业发展呼唤出版教育变革

　　从出版教育30年的历史来看，是产业发展的需求催生了出版教育，出版教育也注定要为产业的发展服务。21世纪以来，整体环境和出版产业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出版国际化，越来越多的国际传媒集团意欲进军中国市场；另一方面是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带来的数字化浪潮，给传统出版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积极开展出版体制改革，以应对国际化和数字化的挑战，随之而来的是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且人才需求的层次和类型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都对现存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现存的教育资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现在的事实却是，出版教育并未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编辑出版专业培养的人才并没有受到业界青睐。这一尴尬与产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形成的矛盾，更迫使出版教育作出相应的变革。面对这些，出版教育界也在努力和探索。2006年11月，武汉大学和美国佩斯大学共同举办了“首届数字时代出版产业发展与人才培养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数字时代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机制、方式方法的改革进行了全面探讨。紧接着，北京印刷学院和河南大学都召开了同类会议。在考察了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现状以及出版教育的现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出版教育今后改革的几个重点。
　　拓宽就业方向　办出特色专业
　　目前百余所专业教育点要想得到巩固和发展，一是要坚持宽口径厚基础，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就业问题，培养能够适应“大文化、大传媒、大出版”的通用性人才，不能仅盯着有限的出版社和期刊社，还要把视野扩大到音像、电子、网络、各种新媒体以及方兴未艾的文化创意产业等更广阔的编辑出版人才需求。另一个思路就是要办出特色，在这方面武汉大学发行专业和印刷学院的印刷和艺术设计专业已经有了成功的经验。最近，北京印刷学院又成功地创办了数字出版专业。其他院校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和优势重点培养版权贸易、古籍整理、动漫产业、装帧设计、媒体经营管理等专门人才。
　　培养业界急需的四种人才
　　产业发展环境的变迁，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专业教育考虑的重点。从人才需求分析，眼下最缺乏的是以下四种人才：
　　一是既懂管理又懂出版的有国际视野和大局意识的出版人、实干家。这一类人既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寻找并加强自身的出版优势、保持自身的文化品格和追求，能够从大局着眼，为出版业的整体发展而做出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变通。出版集团和出版社一级的管理者是中国出版顺利改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保证。这样的人才不是现有的学校出版教育在短期内能够培养出来的，而是有实践经验的人才通过高层次的研修共同培育的，这也是专业教育和出版科研共同的任务。
　　二是有文化追求、懂市场规律的策划编辑。这一类人应该能够在信息爆炸的当今社会，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看到市场的需求点，策划不同载体、不同内容的出版物，并且能够做到不为单纯的利润而策划选题，而是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增强中国出版业综合实力、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
　　三是了解国际出版现状的版权贸易人才。我国目前版权贸易逆差严重，输出和输入比常年在1∶10徘徊，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输出到港澳台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相关人才。因此，这一类人应做到不仅对国内外图书市场的状况了然于心，还要了解国外读者的兴趣和需求，将国内图书的版权及时售卖；同时也了解国外市场上的好书，结合国内需求，适当引进，做到有效率和有质量的图书的“走出去”和“引进来”。这是面临国际化竞争、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
　　四是懂得运用新媒体进行营销的人才。这一类人应能够综合运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手段，推动真正有价值的图书在全国每年出版的20多万种图书中脱颖而出。这是我国出版业市场化改革中出版实体微观发展的必然要求。出版业的市场化必然会引起出版物市场的激烈竞争，而能否做到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不仅取决于内容质量，好的营销也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这些需求，我国出版教育应该顺势而动，通过对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式进行改革和突破来实现重点培养目标。
　　出版教育改革具体措施
　　今后的出版教育应该朝着多培养高层次人才、应用型人才的方向发展，具体来说应该从改革人才培养结构、完善师资结构、调整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加大国际交流等方面努力。
　　——人才培养结构：研究生应成为专业教育培养重点。
　　上述提到的几类人才，无疑都是复合型人才。在纪念编辑出版学专业创办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也强调，我国21世纪的编辑出版骨干人才应该是政治强、业务精、素质高、善管理的编辑出版人才，他们不但要有开拓创新的能力，同时也要能在国际竞争中善于把握时机、争取优势。这样的人才，只能是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这样高层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任务，主要应当靠研究生教育特别是研究生专业学位培养来完成。
　　现在就业的现实也表明了产业对研究生层次人才的偏爱。本科生就业遭遇困境——编辑出版专业的本科生大多没有进入出版单位是不争的事实，除发行单位仍需要本科生外，其他大部分部门招聘人才时都要求“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而且，具备业务能力和管理能力、多学科背景，同时掌握传统和数字环境下出版技能的复合型人才，成为人才需求的重中之重。一般来讲，这种人才也是本科生教育无法达到的。[page]
　　基于这些考虑，今后应该扩大编辑出版专业硕士、博士的培养规模，同时适当控制本科生培养规模，并在适当的时候，如欧美高校那样设立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训的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为我国出版从业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未受到过出版专业训练的人才提供提升自身的机会。
　　但是，目前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编辑出版专业并未列入研究生招收目录中，只是作为一个方向进行招生，所能培养的研究生数量非常有限。这也制约了编辑出版教育层次的提升和培养目标的明晰。我们也在不断呼吁国家将编辑出版学与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入研究生招生目录，使整个学科层次得以提升，增强编辑出版教育的专业性，从而更明确地确立培养目标，根据产业需求培养硕士生、博士生人才。
　　——完善师资力量：学术型和实践型教师并重。
　　目前各大高校中，学术型老师比例偏多，具备实践经验的老师相对较少，这对培养大批应用型人才是十分不利的。今后应该在保证学术型老师数量、培养学术性人才以保证出版科研等顺利开展的同时，加大有实践经验老师的数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
　　一是现有教师到出版单位进行锻炼。这些老师具备丰富的理论基础，一般来说也都具备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在出版单位踏踏实实地干上一段后，不仅能对同学进行实践教学，而且能把在实践过程中看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进行理论提升，在教学中与同学进行讨论，通过课题研究等方式对出版业的发展提出建议和意见。
　　二是引进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业界人士来高校讲课。在引进师资方面，必须注意进行质量把关，授课的老师必须是了解出版业的整体现状且具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人，不仅能够在业务层面对学生进行指导，而且能帮助学生了解出版业的发展现实。这一举措，在不少高校已经实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讲课的连续性不够，即来讲课的老师的随机性比较大，正式聘为专业教师的数量非常少。这对同学接受系统化的知识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也应该是各高校今后注意的问题。
　　——调整教学方法和课程设置：转向“学生思考和实践为主”。
　　为了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操作能力，应该在今后的教学中从“以教师为主”逐渐转向“学生思考和实践为主”。这对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这对教师的备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老师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在课堂上唱“独角戏”，完全不顾同学的理解和消化程度，而应该在尽可能用同学们容易接受的方式传授知识之外，结合业界当前出现的一些现象，提炼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供学生课堂讨论和课下思考。另一方面，给学生开列一定数量的参考书目，培养提高他们的信息检索能力并要求写读书报告和预习，这也能够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课堂参与程度。因为这种教学方法“迫使”学生在课下对老师提出的问题进行资料搜集和思考，以备课堂讨论；同时，在查找资料和课堂讨论的过程中，学生还能够形成一种思考方式，并对相关问题有更深的印象和更好的理解。
　　此外，应尽量拓宽与出版单位的关系，增加学生读书期间的实践机会，保证学生在读书期间就能对出版的整体流程有感性认识。因为目前一些知名的大出版社甚至对应届的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兴趣不大，而希望直接招聘有相当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士，“3年或5年以上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者优先，使得入行就业的门槛更高了。如果在学习期间有一定的实践经验，对出版专业人才的就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现存的出版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比较注重对文史知识的培养，市场营销类、管理类课程，新媒体相关课程、版权贸易类、对国外出版业进行介绍的课程等相对欠缺，而这些课程的相关知识恰恰是现代出版从业者所需要的，因此今后应在这些课程的教授上予以加强，以满足产业需求。
　　——“走出去”：努力创造更多海外交流机会。
　　当今出版业不仅面临着国内同行的竞争，也面临着国际出版业的冲击和走出国门的需要，而目前出版业从业人员的现状显然不能满足这种大形势的需求。这一方面是由于懂外语的人才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由于了解国外出版业现状的人才不多。
　　作为出版人才的输出单位，出版教育机构理应根据业界现实，培养相关人才。而为了培养这类人才，一方面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海外出版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则需要有一些实践机会，让学生切身体会海内外出版业发展的不同与各自的特色，以在今后的工作中有的放矢。而为了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海外交流必不可少。尽管当前海内外校际交流的机会与出版教育刚刚起步时相比已有很大改善，但力度还是不够，而且这也需要产业界和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出版教育单位应加强与国际出版专业教育发展较好的院校之间的合作交流；出版社应借助其和海外出版社版权贸易和互相学习机会比较多的优势，在适当的条件下，与出版教育机构联合推荐学生到出版社认可的海外出版单位实习，为今后的发展储备有生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