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冠实施“乙类乙管”，不再实行隔离措施，不再划分高低风险区，这就意味着三年新冠疫情全面放开，也意味着我代理的一起离婚诉讼从委托到结案差不多用时三年。

2020年7月初，一位长相甜美的女生找到律所，通过沟通得知她是想起诉离婚，但是被告目前在边疆一所监狱服刑。我给她细心的讲解了离婚诉讼的法律流程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询问她是否还要委托。她梨花带雨的说，他已经进去了快十年了，之前是孩子小，没人照顾，现在孩子也大了，我一定要离，我要好好为自己而活。我感受了当事人离婚的决心和迫切，办理了委托手续，我就开始着手准备立案材料，确定管辖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在昆山已经连续居住满一年，故昆山市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起诉材料很快准备好了，并向昆山市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诉状和证据。很快到诉前调阶段，我和诉前调的法官进行了初步沟通，并提供了被告服刑的具体地址和联系方式，很快诉前调法官回复我们，被告不同意离婚，诉前调没办法处理，只能正常流转排队立案。因为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2020年初很长一段时间是静默状态，法院积压了大量案件排队立案，正式案号出来已是2021年1月初。

为了能尽快开庭，我拨打了监狱管理局，了解服刑人员开庭方法。因为地域偏远，需要律师到监狱所在地司法局进行网络庭审，我又联系了当地司法局，确认了网络庭审的相关问题。我将服刑人员离婚诉讼方式形成书面材料提供给承办法官，并积极沟通排庭问题。但送达又成了问题，因为该边疆监狱关押的多为重刑犯，监狱是比较闭塞的，多次和狱政管理科联系，狱警非常豪横的说你作为原告的律师不能私下联系我，需要公对公的沟通方式。我将这些情况反馈给承办法官，可当承办法官联系狱警时，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的不配合，他们连理由都是一样，说要汇报领导，就没有了下文。

因为监狱不配合，案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进展，承办法官只好裁定中止审理。后来我转变了思路，看能否和被告先沟通离婚方案，只要方案达成，然后再请法官做调解书，或是由被告委托律师或是亲属出庭。我们先拟好离婚协议书，同时原告也亲笔书写家书一封，请被告顾念两人以往的感情以及共同抚育一个儿子的份上能好聚好散，并同意补偿被告一部分钱，以便他刑满释放后能正常生活。被告收到离婚协议和书信后，他打电话给原告表示同意离婚，但是他担心的是补偿款的履行问题。我们告诉他这个方案可以请法官出调解书予以确认，如果原告不履行他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于是我们联系承办法官申请恢复审理，法官组织了一次庭审，只有原告和代理人出庭，并形成了书面的庭审笔录，离婚协议和庭审笔录一并邮寄被告，由被告签字确认后再寄回。眼看就要胜利了，可惜被告在收到法院文件后反悔了，不同意离婚了。

2022年初因新冠疫情再次爆发，边疆监狱当地和昆山都受到这轮疫情的影响，案件又陷入僵局。期间又尝试让被告委托其弟出庭，但都未能顺利开庭。期间承办法官又多次联系我方能否先撤诉，然后再起诉，承办法官是一位有温度且有责任感的女性，她也并没有说一定让撤诉，也是一直想办法开庭，通过法院系统联系上另外一名狱警，从狱警处得知，被告还有一次减刑的机会，有可能2022年12月份就能释放出来。

2022年12月15日，当事人从亲戚处得知被告已经释放出来，于是我们赶紧将这一情况反馈给法官，并请法官尽快安排开庭。当时因新冠疫情放开了，很多人都感染新冠，我们一家都感染新冠，在居家隔离那段时间，我接到被告的电话，从对方嘶哑的声音判断大概率也感染新冠了。我先取得被告的信任，然后诉说这几年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以及原告一个人在外打拼的不容易。整个一周都是在和原、被告确认离婚方案，反复做双方的调解工作，最终达成一致方案。

复工的第一天我就开始联系法官，请法官走一下调解的流程，打了两天电话都无人接听，后来才得知整个昆山市法院“沦陷”了，法官基本都阳了，立案庭仅剩三、四个工作人员。第三天终于联系上法官，法官也是非常给力，尽管生病在家，下午立马组织双方在线庭审，几天后我们就收到民事调解书，自此一个长达近三年的案件画上了圆满句号。

这个案件不是案情有多复杂，而是因为疫情以及被告服刑的特殊情况导致周期比较长，我们在接受当事人委托后，竭尽全力去推进案件的进程，积极和法官沟通，促成一次调解就达到离婚的目的。法官、律师是法律共同体，一定要保持有效的沟通，并设身处地考虑法官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律师尽可能多做一些工作，减轻法官的负担，那么对案件的进程也是能起到积极作用。最后，祝愿天下无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