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到2月正是新冠肺炎肆虐全国的高峰时期，我本人从老家回到广州，在家自行隔离14天。正好在隔离完的第二天，即2月8日晚上，我接到张凯的妻子周丽芳的电话，她说她在网上看到了我在某法律服务平台的信息，知道我成功办理过很多刑事案件，于是她打电话向我求助。原来她的丈夫张凯因涉嫌强奸罪，在2月7日（正月十四）下午被广州市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她现在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租住在广州市番禺区一小区，现在感觉非常孤立无援。因为当时广州市因重大疫情处于一级响应阶段，我们律师事务所也处于半办公状态，又考虑到她女儿太小她要一直带在身边，如果她坐地铁或坐出租车到我们律师事务所，她年幼的孩子有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于是我在2月9日下午，直接开车到周丽芳所居住的小区，她抱着孩子在车上与我办好委托辩护手续，同时把张凯被拘留前向她发的，张凯与报案的女孩黄薇微信聊天的几十张截图，转发给我。看完全部截图后，我认为黄薇控告张凯涉嫌强奸的罪名应该不成立，张凯在过年前刚通过网络与黄薇认识，黄薇说可以帮张凯的公司办理相关资质，在前几次的微信聊天中双方都有暧昧的语言。在过年的时候，张凯第一次在商业广场与黄薇相见，黄薇把张凯带到其租住的房屋后双方发生了关系，然后黄薇又让张凯送其到她父母的家。第二天他们的微信聊天中还提及了前一天双方发生关系的事情，有一种互相调侃的口吻，但在后来几天谈及办理公司相关资质的事情时，双方很不愉快，张凯其中有一天因其他原因，一整天未回复黄薇，于是黄薇到她居住的派出所报案了，控告张凯强奸了她。看完这些聊天记录，我认为张凯不构成强奸罪，因为双方当时是自愿发生关系的，张凯没有任何的胁迫行为。

2月11日，我来到看守所，在经过看守所第一道门时，警察发现我的身份证号码属于湖北的，于是他向看守所的领导请示，等了很久，领导终于同意我可以进去；在经过看守所的第二门时还很顺利，但是准备办理正式会见手续的时候，办理发放会见牌的另一名警察（警察当时穿着防护服、戴着面罩、戴两层一次性医用手套），看到我的身份证是湖北的，很是吃惊，大声地询问我从湖北哪里来，旁边的几个警察一听说我来自湖北，大声呵斥“快离我们远一些”，他们简直是把我当“怪物”了！我很生气，大声地向他们解释，尽管我来自湖北，但我现在身体非常健康，并且已经居家隔离超过14天了。这名办理会见牌的警察又不停地向看守所领导请示，尽管我不停地向他们解释，但最终他们还是没有答应我的会见。当晚回到家后，我又与看守所的警察联系（因为当时留了双方的电话），我告诉他，我明天可以去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如果拿到核酸检测正常的报告，是否能顺利会见张凯，他说，看守所领导已经表示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能会见张凯，因为我来自湖北。我终于明白了，基于当时全国严重的疫情，看守所是基于“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精神不让我到他们看守所会见，我也不必再与他们较劲了。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我的另一名同事来到了看守所，他是广州户籍的，看守所应该可以让他会见张凯。但因为疫情原因，张凯昨天下午又被送到了广州市第二看守所统一关押，待14天后再送回区看守所。

2月14日，我和同事又来到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因为这个看守所先于其他看守所安装了视频会见装置，所以看守所并不介意律师的身份证是否为湖北的了。好事多麿！终于不用我的同事代我会见，我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走进看守所，终于与张凯进行了视频会见。从张凯的口中，我了解到了警察对他的讯问及他如何回答的详细情况，以及他们发生关系时的所有详细情况，包括事发时黄薇的言语和行为主动的细节，这就与他们二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有了很好的印证，所以我更坚信张凯是被黄薇诬告的，张凯是无辜的。

2月15日（星期六），即在会见完张凯的第二天，为了在取保候审的黄金时间先把人取保出来，我早上赶到派出所，向经办警察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和几十页证据材料（为什么不交无罪的法律意见书，本文暂不详述，先把人放出来是最佳的选择）

2月17日上午（星期一），派出所的办案警察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本案在2月14日下午就已经送到区检察院提请批捕（即在我在第一次会见到张凯的当天）。

这么快就提请逮捕！为了与时间赛跑，我当即在上午写好了长达七八页的《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下午又立即赶到区检察院，向经办检察官提交了《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同时提交了数十页的证据材料，以证明张凯不构成强奸罪。当时因疫情原因，根据检察院当时的特殊规定，我不能当面将材料交到检察官手上，所以我在检察院门卫处向工作人员提交材料后，还是当即向检察官了打电话，说明该案的紧急性和无罪证据材料的完备性，恳请检察官认真研究的我提交的所有材料，作出不予批捕的正确决定。

2月18日，在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书》后，我还是一直与办案检察官电话联系，一再强调本案无罪的证据充分，并告诉检察官张凯的妻子和幼女及年迈的父母在疫情下，处境十分窘迫的一些情况，希望得到检察官的深切同情。

2月21日，是检察院决定是否批捕的最后一天，我又在上午和下午与办案检察官电话联系，希望检察院不要批捕，检察官告诉我耐心等待结果。整个下午，我和张凯的妻子及张凯的家人都在焦急中度过，期间张凯远在河北的哥哥也一直在催问。终于等到晚上八点多钟，张凯的妻子周丽芳给我打来电话，说张凯已经从广州市第二看守所出来了，正在回家的途中！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我几天紧张的奔波和付出，终于说服了检察官没有对张凯进行批捕，张凯终于从看守所出来了！

在本案的办案期间，广州市正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广州还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阶段，各看守所会见都很难，都在要网上预约会见，当时能够预约成功简直就象中了大奖一样；同时，公安机关及检察院的办案程序非常繁琐，与平时有很大的不同。在此期间外出办案的律师都很少，在去看守所的高速公路上几乎都没有车，宽阔的高速公路几乎是空空荡荡（平时是经常堵车的），但为了与时间赛跑，为了张凯不被逮捕、能够走出看守所恢复自由身，我第一时间到看守所会见、第一时间到派出所提交取保申请书、第一时间到检察院提交无罪的证据及法律意见书，是最终让张凯走出看守所被无罪释放、从而洗刷罪名的关键因素！

（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当事人姓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