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某怀疑妻子有婚外情，2005年3月22日下午发现妻子打扮后走出家门，遂跟踪至某宾馆，见妻子在服务台登记了506房，顿起疑心，电话通知朋友王某和胡某（均在逃）赶到宾馆。刘某将事情原委告诉了王某和胡某后，三人决定去捉奸。他们敲开了506房门，发现刘妻和张某在房间，遂以两人有不正当关系为由殴打张某致其轻微伤。刘某责问张某如何解决，张某连称对不起刘某，愿补偿刘某1万元。刘某说至少5万元，并逼迫张写了一张“欠刘某5万元整”的欠条。之后，刘某赶其妻离开宾馆，又另行登记了712房，叫王某和胡某将张某押到该房，要张某凑齐5万元送到506房，自己留下等钱。张某在712房给同事打电话，称有急事需5万元并把钱送来。同事筹得4万元送交刘某，刘某拿到钱后到712房让王某和胡某离开宾馆，自己押着张某，催其把余款凑齐。张某又给朋友打电话，称有急事叫送1万元钱来。

刘妻离开宾馆后担心刘某把事情闹大，就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并电话告诉了刘某。刘某被当场抓获。

争议：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刘某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刘某抓住“第三者”张某后，逼迫张交钱私了，是敲诈勒索行为；而他将张某押至其指定的另一个地方，限制其人身自由，是绑架行为。刘某的行为属牵连犯，一般采用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处理。绑架罪比敲诈勒索罪量刑要重，因此，应认定刘某的行为构成绑架罪。另一种意见认为，刘某因捉奸而对“第三者”张某进行暴力殴打，致其轻微伤，之后又逼迫张交出5万元（其中1万元为未遂）私了，构成抢劫罪。

笔者认为，刘某的行为只构成敲诈勒索罪。理由如下：

首先，必须要明确敲诈勒索罪与绑架罪、抢劫罪的区别。

敲诈勒索是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迫使被害人本人交出财物，而勒索钱财型绑架是以绑架他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并以杀伤、杀死被劫持者等方法，威胁被劫持人的亲友交出财物。正因为绑架罪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刑法将绑架罪归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之列，以适用起点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且没有勒索钱财数额大小的限制。而敲诈勒索罪仅对被害人的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刑法将其归于侵犯财产罪之列，处以起点刑为管制、最高刑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且以勒索财物“数额较大”作为构成本罪的必备要件。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在威胁的内容、方式、时限、对象上有所不同：（1）从内容和方式上看，敲诈勒索罪以揭发被害人的隐私、毁坏其财产等相威胁、要挟，逼迫被害人“自愿”交出财物。威胁的方式以语言表达为主，既可对被害人直接实施，也可由第三者转达向被害人间接实施；既可以公开也可以暗示。抢劫罪则是以使用暴力相胁迫为主，威胁是直接、公然对被害人实施的，遇有抵抗或为排除抵抗则施加暴力。（2）从时限上看，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表现不限于取得财物的当时当场，事前威胁事后取财也可。抢劫罪中的暴力威胁实施和取得财物都是限于当时当场。（3）从对象上看，敲诈勒索的对象不仅限于在场的被害人或其亲属，还包括不在场的其他人。而抢劫威胁的对象只能是被害人或在场的亲属。

总之，敲诈勒索罪主要对被害人实施心理威胁，相对而言人身危害程度稍轻、时限稍缓。

其次，刘某的行为不符合绑架罪和抢劫罪的特征。

本案中，刘某抓住了被害人张某与自己妻子婚外情的隐私，而张某又有遮掩以保住自己名誉的心理，情愿出钱私了，并不得已写下欠条。当张某一时交不出现金时，刘某并未将张某作人质来直接威胁其亲友，而是张某通过向其同事、朋友借钱交给刘某，筹款过程中张某也未告诉是被人绑架要赎金，而是称有急事要钱用。至于刘某将张某押到宾馆另一个房间，限制了张某的人身自由，目的不是绑架而是便于张某履行“承诺”和自己获取钱财。显然，刘某的行为不符合绑架罪的构成要件。

刘某虽然使用了暴力，但完全是出于对张某与自己妻子婚外情的气愤。刘某殴打张某之后，并未对张某进行搜身劫取财物，只不过是在张某提出私了请求后增加了私了的筹码，然后由张某“自愿”写下欠条并想办法兑现“承诺”。张某也是为了“私了”，电话通知同事、朋友交钱。刘某得到的是张某通过第三人交出的财物，而不是当场劫取。因此，刘某的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特征。

第三，刘某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

本案中，刘某对被害人张某的轻微暴力是在敲诈勒索之前。当张某情愿私了并写下欠条后，刘某为了达到勒索张某钱财的目的，将张某带到另一个房间，迫使其交钱，兑现其私了的许诺。本案发生的整个过程是围绕着刘某为勒索财物而使用要挟的方法，使张某产生恐惧心理（害怕隐私被披露），从而答应交出财物，以私了其婚外情惹出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