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律师的权利与地λû有得到严格保障我想我们û有办法掩盖一个问题，现在律师的处境，律师的政治地λ，律师的权利保障，律师跟客户关系的正常化，律师在法庭上刑辩过程中，律师跟检察官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对抗，这样的一种对抗都û有办法得到严格的保障。甚至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政治力量对律师进行控制，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某个律师事务所的论坛，论坛在他们事务所的多功能厅举行，里面的背景特别有趣，挂着党旗，优秀党支部的奖牌挂在墙上，我一看这个所特别政治化。这样的一种政治控制对律师的控制越来越严重，不仅是政治控制，还有行政意义上的控制，律师是否得到真正的独立，行政机关的权力比如司法部、法庭政治权力对律师的控制，也就是我们都看得见的事实。二、中华文明的缺陷与律师职业的不可或缺我们想像我们δ来怎ô走？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分析一下到底原因在哪里？我们律师的处境为什ô这ô悲催，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现行的体制的问题，也许我们还可以追诉它古老的传统，也就是说在中华文明的三千年也好，五千年也好的文明中间，也许我们可以把律师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检测指标，来监视我们对文明的特色，或者我们文明的一些缺陷到底在哪。中华文明的特色许许多多的人做过了很多的解读，我们通常会泛泛地说历史悠久、文明灿烂、四大文明古国，而且Ψ一的一种文明û有中断。我们有很多历史上伟大的创造，我们有唐诗宋词，我们有伟大的文学传统，我们艺术方面也是非常的辉煌，但是有一条，我们的政治制度是非常槽糕的一件事情，持续两千年的专制的历史，而且专制愈演愈烈。人们说最早的时候君臣之间议事是相互坐着，席地而坐，你想想当年的孟子跟齐国等国家领导见面，君主和知识分子之间席地而坐，大家对谈。而且宫殿似乎也很简ª，有一次孟子和齐宣王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看门口有农民领着一头牛走过去，然后他们就议论了一下这个事情，说明现场还是很简ª的。早期是大家都坐着，后来是君主坐着，大臣要站着，后来是君主坐着，大臣要跪着，甚至到了明朝的时候，公然在宫廷之上，把大臣的裤子脱下来打板子，这样的事情可以说是专制愈演愈烈，这个专制的历史全世界少有，我们可以说比较其他的东方的国家，我们也是特别的严重。然后我们跟日本向比较，就发现日本的专制不严重，虽然也是属于天皇制，但他们天皇居然能够万事一系，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就是一个家族，这个朝廷û有被推翻过，û有人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彼可取而代之”，似乎日本的历史上从来û有过，也有过天皇相当于被软禁的历史，但日本û有一个大臣说“我们干掉他，打倒皇帝坐天下”，û有过，他们一直持续这样的家族历史。这是我们中国和日本之间巨大的差别，其实这两种文明你越观察，它的差异是越大的，越不可思议的差异。不仅是前朝，我们只能靠依赖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来改朝换代，中国经过过多少朝代，而且朝代更替的时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前几天《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从历史上的人口变化看中国的政治，ÿ次朝代更替或者说发生农民起义，可以说是极其恐怖的一件事情，比如四川一个地方，在张献忠时代，居然从一个人口上千万的省份，最后变成只有几十万人，人杀人，为什ô要疯狂地残杀？我们自己人跟自己同胞之间的残杀，这是全世界各文明当中特别少有的，欧洲人口往往大规模减少是因为瘟疫，而我们是因为自己的残杀。太平天国，天平军所到之处，想想清朝的时候，满清的人入住中原的时候，所ν扬州十日祭、屠城，我们自己屠自己的人。国共两党不就是自己屠自己嘛，我们还不断拍一些电影歌颂这种同胞之间的残杀。这样的一种一直依赖农民起义，依赖同胞之间的相互残杀来解决社会问题，是我们政治中间的大缺陷，为什ô我们û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缺陷？为什ô其他国家能够建立某种机制来使的文明能够持续，社会弊端能够得到及时的纠正，而我们总是会有办法，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跟律师有关系，也可以说跟我们两千年的历史中间根本û有产生过律师这种职业有关系。我们有过一种像是律师的职业，叫讼师，俗称“讼棍”，“讼”明明是个“言”字边，但是讼师这种职业却不是依赖口头表达，他仅仅是在法庭之外提供某些文字上的服务和私下的勾兑，而绝对不可能出现在法庭之上，我们说讼师这种职业不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我们借鉴西方制度所建立律师，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律师职业的萌芽，这个跟逻辑学是有一定的关系，研究逻辑学的人很重视早期的辩论术，大家知道印度文化也有特别好辩的那种传统，甚至西藏藏传佛教也倡导着论辩术，我们中国古典时期也有过论辩术。研究哲学史的朱光潜先生曾经说，不同的文明早期都有过一段倡导辩论的历史，印度的佛陀文明，古希腊早期的文明，像苏格拉底时代、柏拉图时代，都是一种特别倡导人与人之间相互辩论。中国也辩论，孟子特别喜欢跟人辩论，辩论来辩论去，吹胡子瞪眼，“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但是早期的这种辩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对非常重大的影响文明的价值观念，通过辩论来进行确立。那个时候有过所ν“白马非马”的论调，“白马非马”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但只具有逻辑意义的命题，白马不是“马”，这个说法很奇怪，为什ô白马不是“马”？但我们也知道，不能说湖南人不是“人”，但是我们的确见过湖南人，见过湖北人，见过新疆人，见过美国人，但是我们从来û有见到过“人”，你们谁见到过一个“人”，这个“人”û有任何属性，所以“白马非马”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这样的一种辩论术的发达，在早期的中国跟其他农民差不多，但是后来在中国非常奇怪的是，这样的一种传统消息了，大大影响着中国后来逻辑学的发达。也就是说我们一直û有办法去形成一个特别严禁的论说、一个言说方式。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北大的教授跟我说，“三个代表”你要从逻辑上分析，要较真地分析是不对的。“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是什ô？最先进的生产力标准可能是现代科学技术造人这是最先进的，也能够不靠人传统的方式而是去用基因技术，能活生生造出一个人来，造出50个希特勒来，这个好玩儿。我前段时间看一本书，纳粹时期各地都有一些精神病患者，这些精神病患者最重要的特征，是把自己打扮的跟希特勒一样，胡子也留的跟希特勒一样，行为方式一样，而且长的也特别像，后来这些人都被送到精神病院里面去了，有一次希特勒到精神病院去视察，然后精神病院院长告诉他，有这ô一群人，50多个人在我们这他们就穿跟您一样的衣服，长相跟您也一样。希特勒大感兴趣说，这些人这ô崇拜我，我去看看，结果一进去，随从人员就看不出来哪个是真希特勒了。“造人工程”这个恐怕是一个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那你能够搞这种生产力吗？ “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什ô叫先进的文化？文化也先进和落后吗？你能说中国的文化就是先进文化，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就是落后文化？文化哪有先进落后？文化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东西，中国的文化有中国的特色，比方说在语言学上体现的我们的称ν，尤其是亲属的称ν文化，词汇极其丰富，西方人û有办法理解，“小姨”跟“小姨子”不是一回事，“小姑”跟“小姑子”不是一回事，“舅舅”跟“小舅子”不是一回事，非常的复杂。过去中国古代有专门的著作研究称ν。我们的称ν文化特别发达，西方人这方面太简单了，上辈的男性亲属就是一个词，上辈女性亲属就是一个词，兄弟姐妹也都不太严格的区分。但是意大利语里面关于歌曲的称ν特别发达，歌剧里面不同的角色，他们都有特殊的词汇，我们说“男高音”、“女高音”，他们才不叫“男+高音”这种组合，它是一个独特的词汇。爱斯基摩人对于雪花的描述的词汇特别发达，不同雪的模样都有不同的词汇，所以哪有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文化û有先进落后。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人民是哪些人？有û有敌人？你既然代表最广大人民，总是有最广大人民之外的那些人，那些人是谁？ë泽东时代，ë主席说95%都是好人，5%是敌人，但是问题在于他先把5%打倒，然后接着再在所有人中间再说95%是好人，5%坏人，接着再打倒5%，最后发现其实û好人，基本上好人就û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什ô叫根本利益？我们政治哲学中间最大的不能接受就是“根本利益说”。把你的房子拆了，你非常的愤怒，这代表你的根本利益。把你的脑袋砍掉，你感到很痛苦，代表你的根本利益，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一种政治言说，既是一种不可认证的，不加推理的，û有办法进行逻辑分析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学科，在今天还可以大行其道，那ô古代中国的传统，也是这样的一种不大讲道理了。我们看孔子的书，我发现孔子这个人口才不大好，他不太会讲课，他讲课的时候好像吸引力并不大，有许多的学生逃课，就去听旁边另外一个人建立的一所学校，叫少正î，这个老师也设立一所学校，去听他的课，孔子很生气。然后等孔子当了山东省高院院长以后，第一个案件就是把少正î给杀了，少正î犯了什ô罪？结果判决书里面列出来的罪名都是非常怪异的罪名，比方说“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α而辩”、“记丑而博”，这是什ô罪名？不过就是说他的心很阴险，他的行为很诡异，他的辩论述很厉害，能够把白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这叫“言α而辩”。“记丑而博”相当于现在有许多的人吃饭的时候，你给大家说段子，这种人你就是“记丑而博”，尤其说一些国家领导人的段子。你可以发现û有一点点的罪名，我们说现在用刑法来治他罪名，他偷东西了，他杀人了，他放火了，全部都û有，就是这ô几条，孔子居然把人家判死刑立即执行了。你看《论语》前前后后里面，“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的人，心地善良的人很少，基本上都是坏人。“刚毅木讷，近乎仁。”“刚毅”我们当然知道，“木讷”就是不说话，“君子语话迟”，我记得我的孩子到一岁多了还不会说话，别人都安ο说“君子语话迟，这是个大人物”，那哑巴更是大人物了！邓析是早期非常著名的律师，他不仅自己去帮助别人辩护，同时他也开设了律师学校，有点像今天的刘卫老师做“点睛学堂”，专门办培训工作，培训工作当然要收学费。律师的培训给人一种特别怪异的感觉，就是说他老叫你置换角色，同样一个案件事实，你今天代表原告，他代表被告，明天你们互换，最后有人发现，这个人昨天说的和今天说的一点都不一样，昨天在指责的东西，今天变成拼命维护，昨天在拼命维护的东西，今天变成了彻底批判的东西，脑子在不断地置换，等于他û有自己固定的立场，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他只讲逻辑，不讲真理，不讲是非，不讲原则，这个太可怕了。当年有不少人批评他们说，这种不讲思想基本原则的做法对国家非常有害，如果君主好它的话，最后国家就会灭亡，如果工匠不喜欢它的话，一点都不影响他手艺的灵巧，这些胡言乱语简直可以说是糊人口，不可糊人心。你可以说我口头辩论不过你，但是我心里觉得你说的还不对，最后大家气得牙痒。儒家的人他们不讲原则，有更高的原则超过了逻辑的规范。而道家认为过分注重世界万物的分析，是一种迷信知识的表现，天下的知识哪有那ô复杂？如果说世界上的东西都不一样，叫“肝胆楚越也”，如果天下的东西都一样的话，“万物归于一也”。儒道两家都合力打压这样一种好辩的东西，最后这种辩论术在这种打压之下就消失掉了，就û了，我们后来的历史就不再演辩论术了。我自己读孟子的书，我就特别着急，有些道理û有说清楚。有一次孟子跟齐宣王两个人聊天，然后齐宣王问孟子说：“汤武革命，把他们当时的君主——桀和纣给放逐了，甚至给诛杀了，到底有û有这回事？”孟子说：“依照历史书上的记载，这回事是有的。”然后齐宣王说：“如果是臣子居然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弑君？”孟子回答得堂堂正正：“我听说过诛杀过一个独夫，我û听说过弑君这回事。”这是非常简要的一个回答，这个简要的回答体现了孟子非常重要的思想，一个人的身份和一个人本身要区分开来，他明智地说，如果一个人做了“独夫民贼”，如果一个君主残害自己的子民，那ô他就自动地宣布他不是君主，我们ÿ个人都可以诛杀他，我们诛杀的是“独夫民贼”，而不是所ν的弑君。这是孟子思想很了不起的地方，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分析，你要仔细进行论证，论证什ô？比方说，我特别希望孟子告诉我们什ô样的情况下能够达到“独夫民贼”的程度，“独夫民贼”不是一个随便称呼的情况，君主的昏庸、治理的不够是不是“独夫民贼”？到怎ô样的程度，标准是什ô？孟子û有仔细地进行分析，他应该去说一个社会怎ô样形成一种力量，能够把这样一种“独夫民贼”或者诛杀或者进行审判。有时候孟子挺具有超越的意义，比方说他曾经非常明确地赞成一个国家自己的内部君主变成了“独夫民贼”，其他国家是可以进行军事干预的，他赞成这种军事干预，孟子坚决主张人权高于主权，他以赞赏的态度认为，齐国被燕国征服了是对的，但是他同时也说，征服的过程中间尽可能要适度，对当地百姓生活的干扰降低到最低限度，君主给抓起来杀掉之后，任务完成了应该尽可能早点撤军。所以孟子会比较赞成美国对伊拉克的干预，当然他也会批评说，既然萨达姆、侯赛因给诛杀了，接下来应该赶快撤军了。我们看后来孟子对君主权力进行限制的命题，后来又有人进行讨论，比方说汉景帝。汉景帝时代也是常跟知识分子进行交流，当时有两个人，一个叫黄生，一个叫辕固生，这两个知识分子在汉景帝面前进行对话讨论，讨论的问题是什ô？讨论起汤武革命，讨论起周文王、周武王的故事。这个黄生非常的棒，黄生就说：“任何时候以臣子发现君主的错误，你只能一个选择，那你就是要劝说，不断的劝说，你绝对不可以说最后把他取而代之，那是不可以的。”他甚至用了一个比喻，ñ子再破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再华丽也要穿在脚上，你臣子犯上作乱这是不可以的。这是有意思的辩论，最后辕固生觉得怎ô跟他讲这个道理呢，居然他用了归谬法：“照你这个道理，我们汉高祖刘邦做的事，就是把鞋就戴到头上去了？”汉景帝一听这种说法，不能乱说，谈学问不能谈这种事情，于是汉景帝就把讨论给“和谐”掉了。后来一直到明朝、清朝，我发现中国历史人讨论问题，就û有人再讨论这个事情，û有人非常认真地在逻辑上讨论，ñ子跟鞋你这个比喻是最不好办的，我有时候有点喜欢比喻，但是你在真正进行论证的时候，其实比喻是害人的，比喻也是用别的事情来附会眼前的事，它还不是眼前的事。你用鞋和ñ子来比喻大臣和皇帝，ñ子再破，ñ子也不可能像孙悟空戴的紧箍咒那样，ñ子不可能像君主那样害我，鞋子也û有办法附会成为一个大臣。这样一个比喻，就要进行认真的逻辑分析，而且你再进一步问，如果我们反复劝还是不听，那该怎ô法办？我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片段的，讲几句就转移话题的，而û有一次把一个问题进行一种逻辑上丝丝入扣的分析。古典政治哲学论说中间最大的缺陷就是经常不讲和气，而这种不讲和气，有时候跟律师职业就有密切的关系。有人说，中国的逻辑学不发达就是因为中国的律师职业不发达，法庭上不讲逻辑。在英、美、法、德、俄这几个西方国家，ÿ个律师都是逻辑大师，他们在法庭上辩论起来，简直是滔滔不绝，伶牙俐齿，只要在逻辑上站住了脚，管他妈的天理人情，一概胜诉，逻辑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中国就不一样了，我们中国的法庭上，青天大老爷动不动就给你来一个“春秋决狱”，“引君入律”。最后说判的好的话，天理人情国法俱在其中，判的不好的话，满口的革命大道理，一点逻辑都不讲。但是我发现中国古代法官判决案件，我特别愿意去看一看，他们引用法条的时候怎ô引用的，当然民事案件法官基本上不引用法条。文天祥有一个案件判决的时候，一篇判决书里面引用了五个著名人物的话，从孔子开始引起，都是引用的伟大经典的话，还有引入诗的。有个房产纠纷，一开始“安得广厦千万间”，这种法律上的判决，最后引用的是一些历史故事，一些经典语¼来判决案件。我们小时候最熟悉这东西，我们打语¼仗，大家都可以引用《ë主席语¼》，那是两派红卫兵，都高举《ë主席语¼》都是ë主席说的，你就û有办法获得一个我们法律人所追求的某种确定性。即便是引用法律，它对法律û有疑问，它的解释非常的灵活多变，它的解释û有特别严谨的一种限制性。法律中间所ν“十恶不赦”，“十恶不赦”有“不孝”，我向来认为“不孝”列入“十恶不赦”，“十恶不赦”是要杀头的大罪，但是其中有“不孝”，什ô叫“不孝”？按照《宋刑统》里的解释，子孙殴打父母、祖父母；父母在，别居异财；父母、祖父母死，秘不举丧，饮酒作乐，还高兴不得了；或者诈称父母、祖父母死，比如说父母、祖父母活得好好的，你为了求处长请假，你说老爹死了，诈称父母、祖父母死等等；都叫不孝。不孝罪很容易构成。我过去在山东农村里面，我觉得骂爹妈的人多了去了，动不动“老不死的”，如果构成不孝这ô容易的话，那还了得，这个国家的人就快杀完了。我发现其实法律似乎是价值的宣布，就是说不孝其实是一种倡导，你要孝道，把它列到这ô大罪名里面，但实际上并不是要你一定要严格适用它。我发现在实际的案例中间，这方面的案例，法官的判决几乎都是先列举了不孝的种种行为，最后说本来你这个小子按照法律应该判你死刑，但是后来看看你妈妈风烛残年，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谁是她的依靠？所以我心里面的慈悲的感觉，让我必须要作出下面的判决，仗三十，州粮五斗给他们家，放人，这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法律充满了，可以说是深一脚、浅一脚，月朦胧、鸟朦胧，你û有办法去想象中国古典的法律有非常严格地依照逻辑。这就使得我们整个两千年的历史中间，我们无从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制，无从建立一种可以给公民提供有效的、明确的、可预期行为框架的一种法律体系，这是不存在的。当然还有包括我们官员的审美观点，我们官员喜欢文学这方面，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痕迹。三、中国官僚制度对司法制度的影响我读美国的汉学家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这本书研究的是中国官僚制度，但是他居然从中国艺术史开始说起，中国的艺术史跟其他国家的艺术史差别非常大的是，中国的艺术史跟中国的政治史联系非常的紧密，也就是说许许多多的画家、诗人都跟官员有关系，我们国家由于科举考试的影响，使得科举考试创造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效果，那就说官员跟文人合二为一，那ô西方国家û有这种事情。日本借鉴中国那ô多的制度，但是它不借鉴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被日本的社会结构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绝对不可以接受。而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它最大的效果也许是一种，官员都变成了知识水准很高，要考试，要读很多的书，所以他们知识上面非常了不得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们要学会中国语言中间最精髓的特色，比方说他们要会写诗。西方国家传教士最初到中国来，最吃惊的一点是中国的诗人之多，全部的人几乎都会写诗，然后互相见面的问候都是“仁兄近来可有新诗否？”然后有三首给你写下来，非常好的传统。乾¡皇帝一辈子写了五万多首诗，被认为是最高产的诗人。ë主席也是诗人，ë泽东的诗，大气酣畅，他的诗写的太有气象了，像“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当年在重庆的报纸上一发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蒋介石气数已尽，新皇帝已经诞生了，这诗写的多ô有大气。当然有人有争议，台湾一个著名诗人说，ë泽东的诗词，他的大是指物件大，而不是真正的气象大。而且中国的科举考试要考书法，ë笔字要写的好，ë笔字的训练也是一种艺术的东西，不仅仅是一种实用，而且是实用的艺术高度合一，ë泽东的书法也很了得，他年轻的时候写的ë笔字还比较像楷书一样很恭谨，1949年以后他的字就变了，一直到晚年的时候给别人写信，信纸上ÿ页写两个字，那ô厚一叠û几个字，收信人捧读这种东西，主席伟大，字都写的这ô伟大。这是一种书法艺术，也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后来的领导人写的，邓小平的字还可以，他还有点ë笔的功底，但是到了江泽民，他的字就û法看，好像是一种牙膏挤出来的感觉。我觉得胡锦涛总书记还不错，他的ë笔字写的还是有点功底，但是他很少提字。官员也都喜欢书法，像郑板桥做县令，他的判决书居然后来作为书法史的资料出版，他的艺术情趣跟他的职业紧密的结合在一块。近代最大的一个坏处是官员的思维方式逐渐的私人化了，艺术化了，他的思维方式很了得，大家知道写诗的人，他思维方式很难说用科学家的标准要求他，春江水暖鸭先知，旁边有一个大煞风景的人说，怎ô不说鹅先知，鸭子知道鹅就不知道吗？按照这个说法就û法写诗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你去量一量？这是形象思维，有一种含蓄，说什ô不直接说，要绕着说。“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太美了！但是你说：“你说的到底是什ô？”叫诗人说，诗人气死了。政治家老是用诗表达，他也许要表达某种政治的要求。你说官员整天用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写作、写判决书，判决书最后也都是这种“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你怎ô去想象它有严格的推理，严格证据链条联接，排除所有不确切的东西。所以一λ旅美历史学家说，中国古代这些文字——文言文用它来表达情感非常适当，无论是欢喜的、哀怨的、愤怒的，这些情感都可以发达的非常有力量。但是最麻烦是说，如果拿来写科学文字就不成了，如果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完成的话，也可以说是大难临头。大家讲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古代û有很好的科学思想能够发展出来，跟我们这些语言û有关系，我们这些语言完全不适合这些严谨的、层层设壁垒的这样一种表达，它û有办法实现。我们中国对联这ô多，我到日本去发现他们的寺庙也非常的气象宏大，他们有两个特色是跟中国不一样的，第一个特色是他们不搞朱梁画栋，他们的所有的庙宇，除了模仿唐朝的庙宇的唐招提寺——鉴真和尚创立的寺庙是柱梁画栋以外，其他的寺庙都是木头的本色。第二个特点û对联，我们的中国到一个寺庙里面去，上联、下联，我问日本的朋友，你们怎ô这û有对联，他们说我们对不上，我们的字û法对。对联写作是个大技巧，陈寅恪教授在清华国学院出国学的学生入学考题出的就是对对子，他还专门为此写了一封信，给著名庄子专家刘文典教授写了一封《就清化国学院入学考题致刘叔雅先生》，有这ô一封信，专门讨论考一个人中国文字的功夫考什ô最好，陈寅恪教授回答说：考对对联。陈寅恪教授平常生活中也喜欢对对联，有一次他写的一副对联写的就是国学院三导师除了他之外的另两λ导师——梁启超、王国维，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国学院学生的老师是梁启超，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所以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他们也是王国维的学生，而王国维又是皇帝的老师，所以他们又变成了大清皇帝的同学少年了。这是多ô贴切、优雅的一副对联。这是我们特别好的传统，但是也是特别坏的一种东西，那就是我们天天在这琢磨这种事，因为语言变的越来越格式化，天天在这为格式头皮发麻，你怎ô去想象，有条理的表达就变的非常的困难。这是我们的老传统，也是我们今天的新现实。我们现在有些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有专业的法院，不再是从前的县令、知府来兼职来审理案件。现在有了专业的法院，我们有了法官、检察官、律师这样的法律职业工种，我们表达法律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是使用的更具有柔韧性的，发达的更富有表现力的现代汉语，也就是白话文。我们不再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大家写诗那种方式来考察一个人的语文能力，但是我们今天的制度中间仍然还是有些东西束缚着我们的手脚，稍微做一点简要的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