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护及其改革的理论探讨 人权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是有多种门类多种层次有机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交叉的权利体系，他是指人们在平等基础上所必需享有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基本权利。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只是人权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它属于司法人权之列。但是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如何，又是一个国家人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民主进步与文明的程度。众所周知，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和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两大最重要的诉讼主体，因此，对于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障，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司法文明程度。因此笔者拟从刑事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角度来阐述人权保障的现代性与适应性。 一、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补充弥补了以往刑事诉讼法中没有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内容，健全了人权保障制度。 (一)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 新刑事诉法法第82条规定：“当事人”指被害人、自诉人、被告人……。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确立，突破了刑事被害人不能成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禁域，开创了刑事被害人能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刑事诉讼的先例，表明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刑事被害人诉权的法律保护有了重大发展。 刑事诉讼法中的被害人员指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并在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主体。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害人，对犯罪的全过程有较为清楚的了解，能准确地提供犯罪的时间、地点、犯罪分子的特征，对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庭辩论过程中，一般来说被害人不仅可以完整地，全面地向法庭提供被告人的犯罪情况，还能有力地揭露犯罪真相，反驳被告人的无理辩解，对于公诉机关、审判机关查明犯罪分子的全部犯罪事实、核实证据都有重要作用。因而，确立刑事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对于查清犯罪事实，正确定罪量刑、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国人权保障制度完善的要求。 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第58条规定：“当事人”是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另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被害人、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和委托代理人。”从中可看出，被害人是处于一种既不是当事人，也不是证人，而是执行控诉职能的独立诉讼参与人与类似诉讼地位的有机统一。这就使得刑事被害人诉权难以实行，严重地损害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鉴于以往立法的不足，并借鉴外国立法经验，新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被害人为当事人的地位。这样，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以二级大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与此规定相适应，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便有了新的发展。 (二)、刑事被害人当事人身份的权利 1、申请回避的权利： 以往的立法，由于没有把被害人当作当事人，所以没有赋予其申请回避的权利。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第28条中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在肯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地位后，理所当然的享有了申请回避的权利，这一立法意图的转变，正是新刑事诉讼法保护人权最显著的地方之一。这是因为：第一，法律规定回避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司法人员徇私舞弊或偏袒一方，保证对案件作出公正处理；第二，被害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等等。总之，因为被害人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对于司法是否公正，是否赋予被害人法律上的申请回避权利便关系到被害人人身权益的问题。 2、赋予被害人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权利 委托律师代为一定的刑事诉讼行为，是被害人借助律师的法律知识、诉讼技巧，实现自己诉讼权利，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1979年刑事诉讼法，只赋予了被告人委托代理的权利，没有规定被害人有该权利。在新的刑事诉讼法第40条中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自诉、附带民事诉法的当事人……有权随时委托诉讼代理人。”这从立法上是一个小的转变，但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角度出发，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有利于被害人权益的实现和保障。 3、刑事被害人申诉权，起诉权的确定 赋予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予侦查决定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以及对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不服而提出申诉或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的权利，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保护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又一新发展，它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已开始以被告人权利保障为主逐步转向寻求被告人与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平衡，从而使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新刑事诉讼法第88条、第145条规定了被害人对于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及决定不起诉的案件的决定不服时，规定了法律保护措施。根据规定，被害人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时，可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人民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如不立案理由不成立时，检察机关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对不起诉决定不服的，被害人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检察机关应将审查结果通知被害人，被害人对维持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后，检察机关应将有关材料移送法院。这些规定对于消除司法不公，加强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犯罪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4、刑事被害人请求抗诉权的赋予 新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权利，改变了以往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对裁判结果只能被动接受，完全无能为力的状况，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一步得到体现和具体化。 总之，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地位的转变，表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加强被害人人权保障，使其拥有完整的诉讼权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事人地位的确立及其权利的赋予，有利刑事被害人自始至终参加刑事诉讼，充分行使法律赋予其的各项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人权的最突出表现。 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另一主体--被告人也享有人权保护、并且享有更多，这是刑事诉讼立法不断完善，走向法治化人权保障正轨的标志。 (一)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被告人人权保障的最大突破。 以往的刑事立法，通过“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代替无罪推定原则。以致很多的案子无法查清，因为，实事求是原则在处理疑罪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当案件事实因各种原因而无法查清时，按照该原则就不能作出确切的结论。于是，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便成趋势。 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种法律推定，即在法院判决有罪之前，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只具被告人的法律地位，而不具有罪犯的法律地位，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赋予其一系列程序权利，如辩护权等。新的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条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成了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最显著之处。在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不能称被告人为罪犯，但也不是说他没有罪或者假定他无罪，即“宣告一个人无罪并不等于他事实无罪，只能说明我们不能证明他有罪，只要不能证明他有罪，就得宣告他无罪。”?②为了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维护公民合法权益，这一规定的设定是重要的，并且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赋予被告人各种权利，让其享有人权内容的保护。从这一点出发，被告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名称也是不同的，在侦查但未提起公诉前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后提起公诉了则称之为被告人，这也是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从而更进一步说明，无罪推定原则在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时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二)被告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 依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1)逮捕人犯的条件是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拘留的条件是：罪该逮捕，有新刑事诉讼法第61条的7种紧急情况之一；逮捕的程序是：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人民法院的决定。(2)被拘留者对逾期的拘留有向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要求释放的权利。这些都是在合法程序下进行的，是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有力表现。 (三)接受迅速、公正和公开审判的权利 根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1)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和二审公诉案件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至远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特殊情形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长一个月(新刑事诉讼法第168条，第196条)。(2)为了保证公正的审判，被告人有权申请回避。(3)除涉及未成年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以外的案件一律公开审理(新事诉讼法第152条)，且所有案件的宣判必须公开。这些规定合理、及时地保护了被告人的权益。 (四)被告人有辩护权和辩护依赖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有权自行辩护或委托辩护人辩护。(2)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副本时，应当告知他有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的权利；被告人是聋、哑，或者未成年人的，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他指定辩护人。等等一些应该说被告人在法院有罪判决之前，有充分的权利为自己辩护，解除或减轻自己的责任。 (五)对不公正判决的上诉权及申诉权 根据规定：(1)被告人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新刑事诉讼法第180条)。(2)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新刑事诉讼法第190条)。(3)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 另外，上文说过无罪推定原则的确定，是人权保护的一大进步，该原则的确定，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有罪，但又不能证明他有罪的事实，那么用刑汛逼供的方法取证是违法的，应受惩罚的。此外，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他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新刑事诉讼法第14条)等，都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做了详细的规定，从总的来说，我国人权保障进一步完善、健全。 三、刑事诉讼立法的检讨与实践的错位 (一)检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面对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般侦查人员的提问，首先就推定了犯罪嫌疑人有犯罪的事实，于是，他的发问，便使犯罪嫌疑人自陷其有犯罪事实的境地。另外一方面：该规定不仅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不同，而且与强迫自证其罪也不同。如果如实回答，固然可能使陈述者的主张成立；如果不如实回答，其直接后果却不应当是与之对立的主张成立。 其次，关于询问证人方面：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应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关于这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尚属空白。 (二)实践中的错位 第一，候审羁押过的，根据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运用条件及程序的严格限制，可以推出被告人享有不受不必要羁押的权利。然而，据统计，我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在1988年共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人犯422108人，而各级人民法院在同年给予刑事处罚的才361426人。?也就是说,公诉案件的被告人基本上被羁押，受到羁押而最终未被处于刑罚的高达60682人。第二，在有的地方，甚至普通地方，非法获得的证据只要真实，一般就可被法庭采纳，由此损害了被告人享有不受非法搜查、取证的权利。并且，对于“证明材料”与证据的关系，现在法院普遍采纳的仍是“证明材料”而不是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证据原理的本来特性，造成许多查不清或“冤”的案子。第三，在少数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受到侵犯。有的下级法院遇到疑难案件就在开庭前请示上级法院；有的上级法院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一审之中，还有的上级法院对于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变相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上述作法，直接或间接侵犯了被告人享有的依法要求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的权利。 随着我国法治化的向前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一步提高，人权的法律保障正逐步走向完善、成熟。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便是一例，它特别强调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等刑事诉讼主体的人权保护，并逐步健全。另外，人权保障制度深深渗透刑事诉讼法的方方面面，使人权保障在刑事法方面得到有力体现。综上所述，笔者从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障方面论述了他的进步性与现代性，他基本上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与国际立法原则接轨。但是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立法的滞后性也必将显现出来。 因此，人权保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在每种程度上要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更加尊重和保障人权，更加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刚刚闭幕的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把“国家尊重并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成为我国司法文明和人权保障体系的新的里程碑。在这样宽容的立法背景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必将顺应时代的潮流，与时俱进，对人权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笔者结合中外法学家的前沿性的理论 以及自己的切身体会，拟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改革提出机电立法建议：一、进一步明确无罪推定原则和确立沉默权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条明确了无罪推定原则成为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最显著之处。而他又显露出某些方面的不足。无罪推定原则的核心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一核心，无罪原则在使用中又引申若干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体权利的具体规则，主要有三条：（1）疑罪从无，即控诉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时，应作物罪处理。这是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辩证理论，诉讼正义和和诉讼争议的必然要求。（2）控诉方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具有沉默权，或曰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因此以上可以看出我国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害尊在立法上的不足。作为无罪推定原则得一项重要内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沉默权，亦即“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吸收。相反却在刑事诉讼法第93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同沉默权相去甚远。因此，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中，应确定“沉默权”的合法地位，并引用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米兰达警告“，这样才能更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二 遏制刑讯逼供 。 刑讯逼供的产生和久禁不止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又有现实方面的原因，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又有实践 方面的原因。革除刑讯逼供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立法到操作，从刑事诉讼法到相关配套法规都进行改革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使刑讯逼供这颗毒瘤从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中消失。（一）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首先，要是公安司法人员意识到，刑讯逼供是封建纠问式诉讼只有罪推定思想的产物，是违反现代刑事诉讼所奉行的无罪推定的基本理念的。正如贝卡利亚讽刺说“在刑讯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的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因此一位数学家大概会比一位法官把这个为题解决得更好。” （二）确立自由与安全并重的诉讼价值观。虽然二者监护有矛盾，但二者之间又互相依存，对其中一个的追求如果找过一个合理的限度，就会导致二者同时受损。因此，在立法上，特别在实践中，牢固的树立起自由与安全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对于遏制刑讯逼供也是非常必要的。（三）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和强化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力度。 三 改革第二审程序的“虚置现象“ 在我国，第二审程序的学理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这首先表现在“就研究情况而言，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学术界和法院的主要主义力集中于一身审判方式的改革方面，对二审似乎重视不够”，更重要的是，由此造成了学理研究对第二审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许多实践问题“视而不见”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忽视了司法实践中的二审程序“虚 置”的普遍现象.在我国，第二审程序很难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相反，考虑到我国法院系统存在着较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上下级法院在案件尚处于一身阶段即经常进行上下“沟通”和“交流”上级法院给下级法院“指导意见”，导致第一审 法院的判决中往往已经体现了上级法院的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案件即使上诉 到二级法院，上级法院一般也维持第一审法院的判决结论。这不仅仅是我国司法体制的一个疾患，而且，它直接侵蚀了第二审制度存在的基石：第二审法院应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级队第一审未生效的判决予以审查。因此这等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必须明确一二审法院的职能分工，才能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四　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构想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点是改革挺身方式，怎强庭审的对抗性，促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从职权主义到当事人主义转变，但这一改革并未延伸到死刑复核程序，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仍带有明显的职权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在（1）在其同程序上才自动使用的原则 （2）审理主要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控辩双方不到听。是被告人丧失辩护权。（3）在审理范围上实行 全面审查，增加法官的工作量，影响诉讼效率，不利于法官抓住案件的要害，其结果必然使法官走马观花，难以发现案件的一点和错误。（4）在审理期限上无相应的规定。鉴于我国目前死刑复核程序所具有的职权主义特征不符合诉讼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因此，改革死刑复核程序的方向应当是顺应我国庭审方式改革的潮流，以权利为核心，冲构思幸福和程序。首先在启动方式上从职权型向权力型转化。其次从审理方式上从秘密的书面审理转化为卡庭审理。最高法院组成合议庭，控辩双方可以到庭辩论。同时保证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对于位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应当制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再次，在审理范围上从全面审理转化为被告人申请或人民检察院抗诉。一方面有利于节约诉讼实践，提高诉讼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审判人员把握审理重点，正确审理案件。 综上所述，笔者首先；论及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与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先进性，又论及到随着法制的进步、人权意识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给刑事诉讼法提出新的要求。相信我国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典更符合文明社会的要求和法制建设的需要。更能让世界所瞩目。释：•田文昌《在司法部刑事辩护律师高级培训班的演讲》载《中国律师》，1996年11期。•《中国法律年鉴》，法律出版社，1990年3月。参考书目：•程荣斌主编：《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胡康生、李福成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 •张仲麟主编：《刑事诉讼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 •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及对策研究》陈瑞华主编：《问题与主义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