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中国社会民主与法治的不断健全，自是欣慰，但总有一件事无法释怀，那就是，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与城市低收入阶层，他们的维权意识仍然淡漠。 　　每逢有人咨询，我必定精心解答，而最终成讼的，却仅为极少的一部分人。除开经济顾虑，影响他们维权行为的更多是意识方面，在这些遇到麻烦的人当中，绝大多数对法律一无所知，找律师进行咨询不过时期待“在野法曹”给他们一个参考的底线，或者仅仅是找个倾诉对象，而到最后，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破财消灾，息事宁人。更有几次，当事人不顾律师的劝告，在诉讼过程中背着律师以极大的牺牲向对方做出让步，让本应属于他们的权益与情理，统统倒向了对方，事后，他们认为自己花了小代价，获得了大宁静，这常令我喟叹良久。 　　有一次无意间向朋友说起此事，他说：我也打过官司，你知道吗，你们律师天天打官司，无所谓了，而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那种感觉真难受，可以说是：不成功便成灾。 　　听罢哑然。 　　在中国民众淳朴的观念中，诉讼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意味着你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居然要靠打官司解决问题。总之，除非压迫与欺侮冲破忍耐的极限，否则很少有人愿意去法院寻求正义，而一旦打了官司，当事人的心理就起了微妙的变化，或许“不成功便成灾”就是一句生动的写照。 　　如果官司打赢了，当事人心里还有点安慰，但他们还是会说，在那段饱受煎熬的日子里，自己付出的时间、精力、其他费用是无法计量的，甚至有时还会和亲友街坊产生隔阂，关系疏远，那牺牲就更大了，云云。一旦官司打输了，当事人需要面对的更是经济、精神、道义舆论等多方面的损失与责难。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沉重的社会成本负担使其无论如何都成为一种灾难，那句话也就可以改成“成不成功都成灾”了。 　　中国社会的畏诉传统使法治到现在还停留在消极补救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在法制建设上远远落后。受社会大环境影响，不论法治改良或改革都步履维艰。大环境强调求稳第一，定纷止争，故民众为私权而斗争的意识淡漠，而私权意识淡漠导致维权意识淡漠，私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从合法途径上获得保护。 　　我可以理解一般民众由于长期受到行政权力束缚而在面对侵权时的恐惧与无助。我希望他们能有反抗的勇气，养成说“不”的习惯，有时甚至只需要一声呼喊。当反抗声起，当受侵害的“小众”的声音形成洪流，便是变革的时候。 　　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固然令人同情，我更惊心于围观者的愚昧与麻木。当房地产开发商派黑道人员深夜持刀去拍钉子户的门窗时，有声音响起：你当什么钉子户，大家都搬了你凭什么不搬！当警察擅闯私宅强行带走在家看黄碟的夫妻时，有声音响起：谁叫你看那些东西，被抓活该！当超市保安将顾客强行拖入保安室中剥光衣物搜身时，有声音响起：是清白的你就让他搜啊！ 面对这样的声音，我无法保持沉默：我们已经向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君主贡献自己的一切长达几千年，我们通过近百年的浴血奋战换得民主共和，我们不能再将更多饿私权贡献给社会——当我们连自己的人身、住宅、尊严都无法保全。 　　我倾心仰慕的施洋大律师，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为劳苦大众的权利奔走呼号。他用宝贵的生命告诉我们：权利从来都不是跪求来的，是通过奋起抗争得来的，没有斗争就展现不出力量，就无法获得对方的敬畏与尊重。 　　世界上第一条法律出现的时候，是当两个小个子告诉一个大个子，如果他敢伤害其中的一个小个子，那么他就是和他们两个人作对。这充分说明法律通常是以多数通过为原则制定的。但是如果大多数人都保持沉默，不为自己的合法权益斗争呼喊的话，那么，在这片可怕的缄默之中，少数投机者与野心家就将成为“发声人群”中的大多数，而最终他们将控制整个不合理的制度以实现他们少数人的暴利，这情景才是真正的灾难。“公众私权意识唤醒工程”才是真正的“不成功便成灾”。如果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伟大的社会工程，便是文明的极大进步，而如果民众继续做“沉默的大多数”，那么即使我们的物质文明已踏入数字时代的殿堂，社会文明也必将一头栽进正义倒退、灾难横行的石器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