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28日，哈尔滨中院开庭审理了“东海龙宫浴场暴力抗法案”。庭审刚结束，公诉人席上的哈尔滨检察院，就对被告辩护律师丁德东“立案”了，罪名是“律师伪证罪”;随后，警方在辩护席上给丁律师戴上手铐。

　　刚才还在法庭上平等质证的控辩双方，突然变成了“官兵抓强盗”的关系。今后，这种戏剧性的办案有望杜绝。 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为避免同一案件侦查机关随意对辩护人立案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二审稿规定：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

　　律师界人士认为，“律师伪证罪”由异地侦办，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安、检察机关的“报复性执法”。何谓“律师伪证罪”?刑法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现代法治国家里，刑事审判已由法官纠问制，改为对抗制——检察院、被告律师双方互相举证、质证，由法院居中做出裁决，查清案情真相，以实现程序正义。刑事诉讼中，只有控辩双方均势，才能运行《刑事诉讼法》设计的正义机制;如果律师一方战战兢兢、顶着磨盘跳舞，那么严重损害审判公正。

　　“律师伪证案”是由律师为刑事案件辩护而派生出的案件，属“案中案”。其中当事人身份有双重性：检察院、警方既是原案的侦办、公诉机关，与律师唱对手戏;在“伪证案”中，又有权处罚对手，甚至用刑事手段置对手于死地。这种利益冲突，势必影响案件办理的公正。如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所说：“律师伪证罪”的使用往往与侦控机关办错案有关，有些案件明明是警方办了错案，被辩护律师当庭揭穿，警方便以“伪证罪”对律师进行打击。

　　这是典型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此前很多“律师伪证罪”之所以引发质疑，也正因缺乏起码的“回避”。

　　律师协会调查显示，从1997年到2007年，全国有108名律师因“律师伪证罪”身陷囹圄。律协对其中23个案件抽样分析发现，11个案件涉嫌的律师被无罪释放或撤案，6个获有罪判决，1个被免予刑事处分，5个尚未结案，错案率在50%以上。

　　目前，全国刑案律师出庭辩护率不超过25%，也就是说，大多数被告人，是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审判的。更让人担忧的是，这个数字还在下降，律师界对306条“律师伪证罪”谈虎变色。特别近期不少案子中对律师的“伪证”指控，甚至由当事人、证人的被动供述，演变为主动举报。刑事辩护式微，与中国大国崛起不相匹配。

　　此次立法机关拟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对“律师伪证罪”实施异地侦办，是及时扶起了正在圮倒的刑事辩护制度。但基于目前司法实践，“异地侦办”的回避制度还有细化必要，才能杜绝“报复性执法”，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受辩护权。比如，不少“律师伪证罪”发生于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中，律师的“对手”是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如果“异地侦办”只是由该市下辖的区县警方侦办，无论一审、二审还是在“老对手”——市检察院、市公安局——“领导”下，那么就失去了回避的意义。

　　所以，立法有必要细化规定：首先，不能局限于“异地侦办”，还应包括“异地公诉、审判”;其次，还应将“异地管辖”细化为“异市管辖”，对一些省内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应由最高检、最高法指定跨省管辖。

　　7月20日《人民日报》称：中国的立法正在从有法可依，迈向良法可依。面对改革深水区错综复杂的利益诉求，首先要做到程序公正，《刑事诉讼法》正是一部直接调整公权民权关系的程序法。只有程序法做到公正、透明，杜绝公器私用，才能让全社会形成法治的共同愿景。一位法官曾说过：“程序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