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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买卖被拐卖的儿童是否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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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6 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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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王某，男，35岁，河南省安阳县人。王某邻居李某有一女孩，欲再抚养一婴，并找王某帮忙。一日，王某获悉张某从山西拐骗一男婴欲出手。于是，王某与张某约定了会见地点，并带李某一同与张某见面，对价格进行了协商。当日，李某以5000元价格从张某收中将男婴买回抚养。王某未从中获利。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本案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根据2000年3月24日公安部印发《公安部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适用法律和政策有关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论是那个环节，只要是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均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立案侦查。本案中，王某在卖与买之间，仅起了介绍作用，而该意见未将“介绍”纳入处罚环节。故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王某的行为不应认为是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犯罪。理由是：王某在张某与李某买卖儿童之间，起到了介绍作用，对李某与张某买卖儿童的犯罪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应按共同犯罪处理，以拐卖儿童罪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对介绍他人买卖被拐卖儿童的行为是否做为犯罪处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于第二种观点，如果对李某按拐卖儿童罪的共犯处罚，因刑法将拐卖儿童与收买被拐卖儿童分别规定为两个罪名，并规定了两种不同的处罚方法，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王某是与张某共同构成拐卖儿童罪呢？还是与邻居李某共同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呢？

对于第一种观点，如果一味将所有介绍买卖被拐卖儿童的行为不做为犯罪处理，那么，这也必将为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广开销路，进一步刺激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其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

所以，笔者认为：对介绍他人买卖拐卖儿童的行为是否做为犯罪处理，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认定构成犯罪与否的前提则是共同故意问题。

我们首先应从介绍人系受谁所托或主要为谁提供帮助，来确定其共同故意。如果介绍人系受亲朋所托（以下称为第一类介绍人）而从中介绍买卖儿童抚养，无论其是否是否明知是被拐卖的儿童、是否借机从中牟利，其主要目的在于“买”，均应将其判定为与收买方有共同收买儿童的故意。若介绍人系受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所托（以下称第二类介绍人），而寻找买主，从中介绍，同样也无论其是否牟利，其主要目的在于“卖”，只要其主观上是明知或应知是被拐骗的儿童，均应将其判定为与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有共同故意。

其次，根据介绍人犯罪的共同故意，分别依据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和拐卖儿童罪的法律规定，依法处理。对于第二类介绍人，虽然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未将“介绍”纳入明文规定予以定罪处罚，但我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不应是教条的理解。不可否认，介绍行为在事实上为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的顺利实施创造了便利条件，起到了帮助作用。根据刑法总则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笔者认为：对此类介绍人均应以拐卖儿童罪的从犯定罪处罚。只是我们对此类犯罪嫌疑人，可以根据其介绍参与的程度、是否获利、获利的多少、介绍的次数等情节的轻重，依据刑法对从犯量刑的原则而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对于第一类介绍人，若其不明知是被拐卖的儿童，而从中介绍抚养，笔者认为，此类介绍人主观恶性小，对社会危害小，属予介绍收养问题，以不认为是犯罪处理为妥。若其明是被拐卖的儿童仍从中介绍，则应参照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的相关规定，依法处理。1992年12月11日高法、高检《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第二项规定：共同参与了收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行为的（例如，有些收买行为是全体家庭成员或者亲属朋友共同商量决定的等）对于其中的主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其他参与者，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虽然该解释已被废除，但其立法本意在没有相关解释予以替代前，对司法实践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据此，笔者认为：对此类介绍人，应根据其介绍行为的参与程度、是否有获利目的、获利的多少、介绍的数量、后果及主犯构成犯罪与否，参照对从犯的处罚原则，综合案情具体处理。对于主犯构成收卖被拐卖儿童罪且情节较严重、介绍人在买卖中起主要作用、多次介绍或从中获利较多、造成严重后果者，应以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共犯依法定罪处罚。对于偶尔为之，未从中获利或获利较少，参与程度较轻、未造成严重后果等情节显著轻微者，可以不认为犯罪处理。

综上所述：本案对于王某介绍买卖被拐卖儿童的行为，以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处理为妥。

来源：正义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