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岗再就业需全面转变观念

“再就业工程”是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中的一件大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央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新闻媒介给予了深入报导，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和再就业工程日益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关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及相应配套政策是体制保证，舆论宣传有助于形成社会共识，再就业典型有示范引导作用，这些为再就业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但仍然只是条件，再就业的关键是要把下岗职工中个人和小群体再就业样本转化成为有统计意义上的广泛社会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下岗职工思想观念的转变十分重要。目前再就业的社会条件逐渐具备和开始完善，下岗者旧的观念开始成为再就业的主要阻力。因此，当前不仅要从理论上阐述下岗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形势发展的道理，更要联系下岗职工已经形成的思想认识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下岗者全面转变思想观念。

下岗者首先要重新认识体制、企业和个人就业的关系。下岗对于习惯了在企业中认真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职工来说很难接受，这种现象和他们长期以来的政治学习和耳濡目染的企业环境薰陶养成的习惯认识形成了尖锐对立：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既然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那么国有企业工人就不可能下岗。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翁当然是对的，但这个判断需要以企业的存在为前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生存由计划确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生存由市场效益决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扮演了经济发展的主角，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铭记着城市产业工人、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的辛劳和汗水。国有企业工人的投入和付出不是无知和强迫的产物，是企业工人以体验（解放前后工人在工厂车间中的地位对比的个人经验积累）、信仰（个人和历史进程的关系以及善恶价值观）、意志（企业文化对工人趣味的引导和改造）、敬业自律（由企业所有制性质的社会评价形式的职业自豪感和良好的自我感觉）为内在知识的理性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经过了两代人的职业经验来证明并已经转化成了一种习惯性文化，成为根植于职工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性知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从直接受理形式上看职工归属于企业，实际上从职工的个人认识上看更侧重行业归属和所有制归属。在选择职业时就业者首先考虑的是所有制福利，其次是行业声望，然后才是具体的职业岗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也是以企业为中介与制度相联系，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的存在以所有制的形式主义作出了承诺，使职工在认识上更容易忽视企业的作用。市场经济将这个错位从经济上进行了纠正，还原了企业在经济上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工下岗不是体制不要职工了，而是体制不能容许无效益的效益存在，是没有效益的企业自身的存在已经成为问题。从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在岗和下岗的职工都有现实意义。在岗职工要保持自己的岗位首先是要保证企业有存在的资格，具有经济效益，其次才是企业内部的就业岗位竞争。下岗者要实现再就业首先要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重新上岗后要对企业效益的持续增长有所贡献，才能保持既有位置和发现新位置。

下岗者要重新认识就业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强调这一点特别重要。没有哪项社会改革能够像下岗这样使经济结构调整和个人境遇直接联系起来，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必须直面这一事实。就业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基本形式，职业不仅决定着就业者的收入数量和质量（即萨缪尔森所说的持续性收入），也相应地确定了就业者及其家庭的整个生活方式。现在有的下岗者对于再就业不怎么着急，对于社会创造的再就业条件也并不在意，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由于下岗造成的生活压力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下岗者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与企业的关系已经变了，自已的收入结构已经变了，认为不过是“少领几个钱”，仍然要保持过去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周六要去遛鸟，半夜要看足球，下班后要下棋聊天，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虽然你愿意保持这种需求，但已经难以构成有效需求，即很难有支付能力了。职业是个人与社会的基本联系方式，人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是由职业特征决定的。作为总经理，就需要保持必要的衣着和应酬；作为记者，就需要经常出入各种场合；作为工人，为了解决某个技术问题，或者只为了保持车间工作需要的团队精神和协作意识，也许每个周末都有个同事小聚会。但是如果脱离了原有职业，相应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对你就已经不再具有职业意义，如果没有经济支持能力，就必须调整消费习惯。要想保持原有的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社交层次，首先要保持自己有相应的职业地位和必要的经济收入，这就需要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多种形式的就业竞争。选择生活方式其实就是选择职业。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有助于减少下岗者适应再就业形势的心理阻力。

下岗不仅是技术水平的挑战，也是人生哲学的挑战。下岗职工再就业表面上是技术素质适应问题，实质上与认识和思想方法有重大关系。在劳动力市场选择和竞争条件下，不能仅仅归纳为下岗者技术水平低，本质问题是就业竞争中个人的技术积累和素质储备应当具有适应弹性和选择能力。下岗导致生活水平下降，压缩消费预期和增加承受能力固然是分担体制转轨的担子，但仅这样做还是低估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意义。现在的下岗并不是为了压低工人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提高企业效率和职工素质，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生活要素化配置。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从个人角度来看待下岗和再就业，如果不注意从技术素质和职工观念两个方面提高自己，即使今天没下岗，明天也会下岗。如果从技术素质和职业观念两个方面提高自己，在社会有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中发现自己的位置，就会使自己适应竞争的社会，才能够自己把握命运和随时发现职业危机征兆，及时调整和适应新的选择。就业者在技术素质上要发现自己的长项，在就业观念上要发现市场对自己的技术素质的需求大小。自己的技术水平在这个企业是低的，换一个企业或者换一个地区又很可能是合格的，甚至是高水平的。技术素质和职业观念相比较，在求职时职业观念更重要，在在职和向高层次发展时技术素质更重要。现在一些下岗者只看到自己的文化水平低，技术储备不足，缺乏劳动力市场有效需求的概念，虽然他也认真制定学习计划，参加各种职业培训，但这种思维方式只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无视现在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其学习现在成本很高，未来风险也很大。下岗者首先要有现实感，最重要的还是把握现实的就业发展机会。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寻求城市就业岗位的进程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注解。一位学者曾对温州农民进入北京打工进行研究，十年前刚进城时他们是寻找“自己能在北京干什么”，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则是研究“北京现在或者两三年后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干什么最有发展前途”，据此确定自己的学习和培训方向，现在，他们的身份还是农民，但是素质已经是合格的城市职业阶层人士了。在就业竞争中，这种由自我中心向市场中心的转变标志着就业观念的实质性进步。有的农民十年前进城卖菜，现在仍然卖菜，虽然职业没换，但是素质已经令人刮目相看。我访问过一位在北京卖菜的东北农民，十年前他只知道什么时间什么菜对于主顾好卖，十年后的今天他已经从云南元谋长途贩运蔬菜和水果到北京了。即使沿用旧称呼其为菜贩子，这已经是专家型菜贩子了。现在有些人说进城农民干得都是城里下岗者不愿干的活儿，这话很可能说轻了，真正竞争起来城里下岗者未必占优势。下岗者需要审时度势，抛弃幻想和假象，尽早认识这一对比的严重性，持续地接受职业的挑战，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敬业乐业，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下岗者应当从进城农民的求职经历中有所感悟和启迪。

一些下岗者认为，下岗的人这么多，又不是我一个，政府不会不管。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下岗确实具有规模化特征，体现着社会的结构性流动，即不论你个人是否主动选择，你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都在被动地、强制性地发生变动。当不同行业、不同经历、不同文化程度的人被以不同方式析出原有岗位时，就形成了下岗者群体。下岗者很难形成确定的群体意识和群体认同，因为下岗者群体是一个典型的相遇群体（encounter group），但是相遇群体具有不稳定的性质，缺乏牢固的联系纽带和基础，很难形成强烈的群体意识。在存在就业机会和就业竞争条件下，下岗者原有的知识结构和就业经历立即会发生作用，随即产生下岗者基本类型的再次分化：一部分人经过劳动力市场选择重新就业；一部分人自谋职业；一部分人通过家庭内部分工或者其它馈赠性收入来源在不降低原有生活水平条件下选择不就业；一部分人在可以承受的生活压力范围之内还会继续观望。提供再就业机会是政府的职责，具体采取哪种选择是下岗（失业）者的权利和自由。政府有责任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救济，但任何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都低于社会水平生活标准，失业救济也是随时限递减直到取消。进入这样的群体普遍是社会地位低下，发展机会受到限制，在有的国家被保障和救济者的生活消费还要接受公众监督。如欧洲有的国家就限定了领取失业救济金者每月喝啤酒的次数和数量，当事人要接受政府和社区群众的监督，被发现超量并经核实后是要取消失业救济金的。我国现在的下岗者固然多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规模，但据我们对十个城市的就业岗位调整表明：在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都存在大量就业岗位，农村乡镇企业和高科技农业也有很大就业潜力，所以下岗者经过再次分化后在同一社区内长期沉淀下来的数量有限而且不可能稳定，寄希望于形成下岗者群体认同以期形成公共行为的想法并不现实，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就业市场的形势也在发生变化，重新竞争就业的机会成本会越来越高。下岗者对再就业采取拖延观望的做法一定要慎之又慎，自己已经承受了降低生活水平、调整社交方式的成本，应尽量减少由于观念误导和拖延时机导致无谓地增加新的成本。

下岗问题是与我国的市场化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下岗与再就业是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再就业的目标通过城市经济的产业和行业结构调整，压缩没有效率和不能适应市场的生产单位，减少其占用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消耗，提高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创造更多的财富来实现。这种就业体制不仅意味着工厂和职工的关系从一定终身到双向选择，而且对于国有企业职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整个思想方式都是巨大冲击。下岗和再就业将体制转型和个人行动联系起来，体制转型对于个人经验具有直接解释力，个人行动已经反映着结构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下岗到再就业是个学校，使再就业工程由宏观理论的规律性认识转化成下岗者的地方性知识相当重要，职工自己要努力学习，社会也要作相应的宣传解释，不是简单地灌输大道理，而是要有针对性地促使职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整套思想观念转变到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结构的发展过程中来。对于下岗者个人来说，一是在就业中建立风险观念，使自己的素质不断适应市场需求；二是要对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发展和职工的关系有整体认识，通过自己在就业竞争中的位置确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三是加强家庭内部对于社会形势的认同和团结互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人都是参与人和受益者，既有选择的自由，同时也相应地要承担选择的责任和承受选择的后果。这样的生活环境要求社会成员要在自己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必要领域内的意义上学习了解社会和认识社会。刻苦学习专业技能固然重要，但是同时也需要联系个人实际学习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关理论。人的素质更多地是由于对后者的学习和认识的深入程度及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解深度所确定的。理论可以使人在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的变迁中看得比较远，能够从现象中发现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使个人选择适应社会发展。这样的学习不在于个人是否有兴趣，而是生活的要求。有了这样的技术和这样的职业观念，我们才适应现在和未来的职业选择和社会选择的双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