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浙江民企艰难转型

　　转型样本：浙江民企在危机中加速“修正”

　　编者按：

　　中国经济转型闯关，在自上而下大力推动的同时，来自企业、市场的内生性“转型”动力又如何?半月谈记者最近走访一批浙江民营企业，从这一以“草根韧劲”、“反应灵敏”著称的群体中探寻答案。

　　多年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让浙江民企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前所未有。痛定思痛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是第一时间“修复”企业、“修正”自己的主动选择。顺时应势，把危机作为“倒逼”企业提升的难得机遇，对产品、技术、机制体制进行全面创新;先人一步，在开放初期引领市场潮头之后，继续谋求在转型升级、抢占未来制高点上的“先发优势”。浙江民企整体表现出的新趋势，令人鼓舞，给人启迪。

　　《半月谈》今年第5期曾推出一组人物报道，记录下了危机中各行业人们的抗争经历，其中也包括此次回访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基层政府官员。针对深层矛盾展开的新一轮转型任重道远，第一线企业“自我否定、自我提升”的胆略和实践，让我们自下而上看到了中国经济转型闯关进程中的希望之光。

　　刻骨铭心的记忆

　　本刊记者 李亚彪 裘立华

　　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内缝纫机行业龙头飞跃集团的掌门人、全国人大代表邱继宝就明显感觉到了企业的内外多重压力：宏观调控、原材料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等等。但在记者见面会上依然泰然自若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半年后企业就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务危机，几乎同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悄然进入中国，进入浙江，进入更多的民营企业。

　　现在，飞跃集团的厂房外墙上，悬挂着“新公司、新起点”的条幅，邱继宝同他的企业已从危机阴影中走出来。他同浙江无数民营企业家一起，一边“修复”企业，一边学会在这场危机中“修正”自己。

　　2008年尤其是下半年，是浙江民营企业不堪回首的时期。南望集团、华联三鑫、江龙控股、宁波中强等一批大型民企集中出现危机，或关门停产，或濒临破产。令人惊诧的是，一些被称作行业内的“优质企业”竟“瞬间死亡”。

　　“感觉就像是半夜醒来发现着火了，往哪儿跑都不知道!”半月谈记者今年初走访绍兴县时，当地干部如此感触。

　　如今，一些研究人员包括企业自身在反思危机时，除了外在因素，也看清楚了其中诸多耐人寻味的内因。从某种意义上，它们集中暴露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忽略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迟早要暴露，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民营企业盲目“做加法”，是埋下的第一颗“定时炸弹”。2008年国庆节前后，绍兴县两家大型民企突然停产，一家是PTA产能居世界第二的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于9月29日停产;另一家是在新加坡上市的国内印染行业龙头江龙控股集团，于10月7日停产。

　　2003年创立的华联三鑫，在短短5年内，就拥有了号称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PTA产能，2007年销售收入达108亿元。在前几年间，生产PTA是暴利行业，华联三鑫不断扩容。去年原油价格一路走高，上游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下游市场需求不足，过大的摊子成为制约企业的因素。

　　江龙控股也扩张极快，旗下先后成立浙江江龙印染公司、浙江南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方圆纺织超市有限公司等8家子公司。企业停产后，董事长陶寿龙失踪。他在留给绍兴县领导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头脑发热，过度扩张，包括在新加坡上市，以为钱很好赚，导致最终停产。

　　热衷于扩张，而企业管理跟不上，是这些优质企业“突然死亡”的共同特点。在宁波市，中国电动工具出口商巨头——宁波中强工具有限公司突然宣布破产。知情者透露，这家寿命仅10年的企业自2003年收购德国卢茨机械设备公司后，迅速走上扩张之路，几年间职工人员增加1倍多，并在上海、宁波等地大量兴建新厂。无节制扩张最终导致企业运行困难，这样一家“走出去”抢占欧美市场制高点的优秀企业，在短短几年间从顶峰跌落。

　　“不务正业”挣“快钱”则加快了企业走向衰败的速度。不少民企在发展势头较好时，抛弃主业，进入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被称作“中国软件业十强”的杭州南望集团，大举进军房地产、小水电等领域，并斥资数千万元到美国购买油田，受到“副业”的拖累，最终不得不申请破产。宁波中强公司在扩张中大量购买房产与土地，最后不堪其累。义乌市的金乌集团也多头进入服装加工、纺织原材料批发、现代农业开发、酒店服务业与商贸业等领域，成了“万能企业”，最终步入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发展遇到困难的企业应对失当，想通过进入资本市场捞回损失，也导致企业走向危机。据绍兴县政府介绍，华联三鑫就是在内忧外困加剧后，斥资进入期货市场，期货造成亏损，不久后就停产。温州市一位行业协会负责人说，随着宏观形势趋紧，有的鞋业生产企业以厂房和住房抵押，贷款数千万元到外地投资房地产，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业内人士反映，不少大型民企都有自己的房地产项目，有的甚至连主业都不做。“多元化扩张，尤其是进入股市与房地产业，最终土地买来了，房子盖起来了，风险也就来了。做实业的企业家盲目投资资本市场，着实是大忌。”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等人研究发现，在危机中，一些坚持发展主业、专注于某一产业领域的企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就比那些弃主业、挣快钱的企业小得多，风险也小得多。

　　在多病缠身的情况下，“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不难发现，浙江许多民企是“资金依赖型”企业，一旦这根链条断裂，往往成为对企业的“最后一击”，直接导致企业一夜之间关停。华联三鑫多年来一直热衷于负债经营，到2008年9月为止，企业负债超过百亿元，债权人涉及十几家银行。随着大量固定资产贷款到期收贷，新的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困难。2008年一季度以来，公司陆续被各家银行收回贷款。而在整个上半年，银行对企业净减贷款十几亿元。2008年9月29日下午5时，企业的最后一单信用证无法支付，已经到宁波港的货拿不到，生产不得不突然停掉。[page]

　　同样，金乌集团背负的债务已超过企业的总资产。净资产只有1亿多元的宁波中强集团负债最高达3亿元，每年仅利息就需要上千万元。研究人员分析，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自有资产，而负债率又超过警戒线，资金一旦出现问题，必然会导致企业迅速“死亡”。

　　“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本刊记者 李亚彪 裘立华

　　“这里的民营企业正在走向二次创业，而政府要提供的就是平台的搭建。国际会展中心用于轻纺城发展会展经济，科创大厦则可以完成过去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单独无法完成的研发。”在绍兴县柯桥大街上，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中国轻纺城科创大厦拔地而起，县委书记徐焕明介绍说。

　　与现在的从容自信相对照的，是这位县委书记近一年时间里经历的上任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2008年华联三鑫与江龙控股等一批龙头企业的突然停产，让徐焕明一度惊心动魄、彻夜难眠。而今年到10月底为止，全县用电量、财政收入、市场交易量等指标的大幅回升，又让他对民营企业的草根韧劲有了新的认识。华联三鑫停产后，浙江远东化纤集团与绍兴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注入资金，对企业进行重组，让这一PTA生产巨头再次恢复生机。江龙控股也随后重组成功，避免了本地经济的振荡，提振了企业家的信心。

　　这一年来，徐焕明和县里一班人处于超常规的工作状态。当一批企业热衷于赚热钱、不务正业时，绍兴县有针对性地在企业中开展“爱主业、爱资源、爱家乡”教育活动。一方面县里出台政策，鼓励纺织、印染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产品自主开发;另一方面，他大力倡导、不断深化“亩产论英雄”的理念，促使企业节约利用土地等要素资源、强化效益意识。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力倡导企业家一门心思做好实体经济，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与研发能力，不要盲目炒房地产与股票，防止资金沉淀。这场危机为绍兴县的企业上了重要一课。”徐焕明说。

　　绍兴县是浙江民企群体一年来境遇变化的缩影。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其民企先人一步的灵活经营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的特性，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明星，然而金融危机给这些“明星”们和政府层都上了深刻一课。盲目扩张、不务正业、负债经营等等，无不同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治理结构、管理水平相关。民营经济多年高速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危机压力下暴露无遗。

　　台州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曾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并称为“温台模式”。市发改委主任郑荐平等人坦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当地民营经济过去30年来的固有模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罕见危机的检视，从融资、产权、治理结构、人才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民营企业在走过改革开放30年道路之后，有新的嬗变。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适时提出把金融危机作为“倒逼”发展模式转变的难得机遇和动力的背景下，主动出击，利用“危机修正”效应，从融资、治理结构、发展空间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创新、民营企业创新，推动民营经济在危机后实现整体升级，正成为从政府到企业界的共识。目前，全省已确定台州市与温州市作为首批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其他地方也开始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在多个层面创新。

　　其中，台州市对民企实施的“非禁即入”原则，引人注目。市发改委副主任金凯向记者介绍，他们推动市场准入创新，打破了过去一些领域的垄断，制定政策放手让民营企业参与城镇供水与供气、公共交通、垃圾与污水处理、发电行业等领域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允许符合条件的民企申请经营电信增值业务。全市去年在电力、燃气、水等传统垄断行业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相关配套企业中新注册的民企达139家，这一数字超过了经济高峰期的2007年。

　　针对浙江民企中不少管理层还是第一代创业者，有的还沿用发展初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对企业不愿意随便“放手”，对产权多元化心存畏惧，严重增加经营风险的现状，各地力推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更新民企“当家人”面孔。在政府引导下，不少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进民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吉利集团、中捷集团等一批民企从全球化视角引进职业经理人，三友控股集团还提出人才持股方案。一些地方由政府出面，组建了“70后企业家俱乐部”，通过论坛与培训的办法提高新生代企业家的综合素质，解决一些民营企业的传承问题。

　　唱响“新四千精神”

　　本刊记者 李亚彪 裘立华

　　创业初期的浙江民营企业家曾用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让浙江从资源小省成为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的市场大省。现在面临着新的闯关，浙商的“草根韧劲”又唱出新篇。省委书记赵洪祝把它概括为“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经过金融危机大考的历练，这种“新四千精神”被赋予更多的内涵与外延，企业越来越趋于理性和成熟。

　　“谁也想不到在我们这家‘老字号’里，大豆、海藻、竹炭都可以用来做衣服。”浙江七色彩虹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自豪地说，“在市场普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针织面料销售在国内同行中排到了前5位。”

　　这家建厂30多年的老纺织企业，就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去年，生产的海藻纤维针织面料和蕾塞尔大循环针织面料通过省科技成果鉴定。而在这背后，是公司拥有的16个发明专利、4个新型实用专利、4个外观设计专利。他们先后投入上亿元，购进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地的高科技设备，设备更新已经到了第四代;公司自主研发的“大豆纤维针织品与染整技术”等，解决了业界多项技术难题。

　　民企的加速转型不仅表现在技术、产品层面，痛定思痛后针对多年痼疾果断实施的内部机制体制上的创新，意义更为深远。在台州，飞跃集团由于企业管理层决策失误导致的财务危机，让当地民营企业对企业治理结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曾一度坚决拒绝上市的公元集团永高股份有限公司，在政府的引导下，已迈出在创业板上市的步伐，目前辅导期已结束，正积极准备申报材料。[page]

　　“董事长创业较早，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也在下降，需要引进新的管理人才，他的思想也在解放。上市后，企业经理人好引进，否则招聘财务总监或投资经理，同样待遇下，人才是不会来的。”董事会秘书赵以国说，公元集团在创业初期，管理层以本地人为主，现在来自外地的优秀人才在增多，身为董事会秘书的赵以国是安徽人，财务总监则是从青岛招聘的。集团董事长原来兼总经理，抓住管理岗位不放手，现在则把总经理的职位交给了1975年出生的原副总经理卢震宇。

　　江鑫锻造有限公司是上世纪80年代末慢慢发展起来的。销售部门负责人金永正介绍，前两年公司虽然“跟风”实行了股份制，可也只是“董事长一个人说了算的股份制”;现在公司正“修正”过去旧的模式，真正吸纳外来股份。随着放宽一些领域的准入，江鑫公司开始涉足防爆材料的生产，成为浙江首家进入该领域的民企。

　　2009年4月，已有15年经营历史的浙江台州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召开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这家集近海航运、码头装卸、仓储配送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企业，原本股权100%掌握在董事长梁军及其爱人手中。今年初，梁军决定拿出45%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他管理人员、优秀员工及外部战略投资者。

　　“企业做大了，不能老是老板一个人做。”梁军表示，转让股权可以留住人才，学习其他大企业管理理念，还可以推进民主决策，减少决策风险。他坦言，去年以来一些大型民企在金融危机面前“折戟”，说明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已是企业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飞跃集团的从濒死到重生，更称得上是浙江民营企业在这轮危机中脱胎换骨的样本。2008年，飞跃集团陷入财务危机，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美国次贷风波，多重因素的叠加使飞跃集团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登门讨债者络绎不绝，企业的银行账号、不动产也被法院冻结查封。台州市政府在一份报告中认为，“由于财务危机，飞跃集团自身已无法支撑，面临崩盘危险”。业内人士分析，飞跃集团出现危机的重要内因之一就是民营企业的自身管理缺陷，近两年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造成资产“固化”，而单一的股权结构导致决策风险过于集中，隐患早已埋下。

　　一时间，飞跃集团5000多名员工能否保住就业，飞跃集团身后的近千家配套厂商能否保住饭碗，为飞跃集团提供贷款担保的企业能否保住稳定，皆悬于一线。“那些日子，我是忍辱负重。”集团董事长邱继宝坦言。

　　在政府多方面的支持下，飞跃集团最终被从危机的悬崖边缘拉了回来。2008年全年出口额继续保持全行业领先。在政府引导下，飞跃集团将缝纫机业务推出重组，当地7家企业共同发起的浙江新飞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大型民企星星集团入股31.6%，飞跃集团转为第二大股东。新飞跃董事长由邱继宝兼任，总经理由董事会聘请业内资深人士出任，以推进股权社会化、经营专业化。与此同时，飞跃集团将致力于发展再生资源、自动化控制系统等环保、高科技产业。

　　“‘一股独大’不科学，自己以前也不愿意出让股权，现在想明白了，只有规范的管理和科学的制衡，才能充分地释放企业的品牌价值。”经历了这番切肤之痛和跌宕起伏，搞了多年企业的邱继宝对于股权的认识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针对深层次矛盾展开的新一轮转型，任务依然艰巨。台州市经委主任张锐敏认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推动民营企业机制体制革新非常紧迫。民营企业发展到今天，“一股独大”和“一言堂”式的管理已非常不适用，应抓紧对上规模的民企进行培训辅导，推动普及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更多专家认为，民营企业要转型升级，民营经济要创新，必须突破许多体制、政策的“泥巴墙”或“玻璃墙”，因此政府、政策都必须有所为，不能靠打“擦边球”过日子。比如解决非上市民企股权的流动问题、破解用于中小企业贷款的设备质押缺少操作办法等难题，都需要政府在高层有比较明确的政策意见。

　　块状经济整体“变脸”

　　本刊记者 李亚彪 裘立华

　　以广大民营企业组合成的块状经济，是高速发展的“浙江模式”的特色之一。全省90%以上的县市区都培育和发展了块状经济，年产值10亿元以上的块状经济达312个。在应对危机压力的过程中，浙江块状经济也在发生着悄然而深刻的变化。

　　在以袜子产业为代表的诸暨市大唐镇，不少企业的设备是电脑控制，有的车间班组长是博士毕业生。镇党委书记袁志刚说，在这里，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正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过去是科研院所找企业想把新项目产业化，现在则是企业想方设法找科研院所。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高新技术正带动浙江块状经济整体发生着“变脸”。在领带产量占到全国90%的嵊州市，市领带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周庆余介绍，全行业已掀起一场“装备革命”，目前拥有进口高档电脑提花剑杆织机1300多台，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设备性能上都远远超过了意大利的水平。在嵊州市的领带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成为高新技术的受益者。好运来公司开发的功能性真丝改性技术，解决了领带抗缩、防菌等技术难题。麦地郎集团投资2500万元建立数码面料花型设计研发中心，将研发世界最新的面料花型图案和数码无循环花型应用技术。

　　步入绍兴县夏履镇新中天集团，新投资的高科技无纺布生产线已全部投入生产，一次性帽子、鞋套、除尘室，一切都与人们印象中的传统纺织车间大相径庭。长期以来，具有产量高、成本低、用途广的无纺布由于科技含量高，国内许多企业一直无法涉足。新中天集团原来是当地最大的织造企业，后来运用科技新成果开展无纺布生产，并带动镇上其他企业。镇政府考察研究后决定做大无纺布，现在该镇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水刺无纺布生产基地。

　　研发与营销能力提高、交易与物流成本降低——在绍兴县轻纺产业、嵊州领带产业、诸暨袜子产业等传统块状经济区域，一系列新变化正在集中出现：

　　从过去一厂一铺的传统营销模式到集群营销。绍兴县中国轻纺城是亚洲最大的纺织品市场，今年4月20日，新设立的国际面料采购中心在这里开业。总经理邓素微说：“这里有上千个品种，中心还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全国主要城市设立纺织品网上营销中心，在纽约、米兰、巴黎等地建立电子商务营销机构，尽最大可能为供应商和采购商节省时间、降低成本。”[page]

　　从过去个体研发到设立公共研发平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江南分院设在绍兴，常务副院长庄小雄指着染整技术开发中心、新材料技术开发中心等实验室说：“中心采取会员制，现在已有20多家企业成为会员，这些企业想研发新的产品可以委托我们，可以免费使用这里的仪器设备，遇到技术问题可以拿到这里攻关。”在盛产袜子的诸暨市大唐镇，也有面向区域内所有企业服务的袜业研究所，解决了过去单个中小企业研发力量弱、成本高的问题，

　　从“小而全”到联合物流。在领带之乡嵊州，由巴贝集团等6家公司共同投资的物流公司前不久刚刚成立，这是当地出现的第二家联合物流公司，将承担起当地领带业的上游业务，让更多的企业腾出手来进行产品的研发与升级。“过去生产企业‘小而全’，自购原材料、自办运输，不但上游易被人掌控，而且库存压力大。”周庆余介绍，“联合物流可以盘活企业资金上亿元，全年节省利息近千万元，采购成本也极大降低了。”

　　从跑中心城市检测到就地检测。诸暨市大唐镇的袜业公共服务平台就设在袜业城中，质量技术监督人员金汉正与同事一起，在用一部新购进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检测产品的农残等有害物质。金汉说，这里的检测可以达到省级水平，而过去企业检测产品，要跑到杭州、上海等大城市，非常不方便。这样的检测机构在绍兴市几个块状经济区都已出现，绍兴县拥有中国纺织科学院的纺织品质量检测认证中心，嵊州市设立了权威的全国领带服饰质量检测中心。

　　浙江块状经济早期只是地理相近的区域内一种简单的重复与叠加，企业间互相的联系是无机的，现在这种局面正成为历史，一些地方的块状经济产业布局正走向龙头引领、小企业分工协作的新阶段。

　　产品分工进一步细化。诸暨市经贸局副局长倪敏利说，过去产业布局雷同、恶性竞争的较多，现在企业都意识到了差异化发展，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以袜业为例，有做原料的，有做成品的，有制造袜机等生产设备的。在成品中，有做高端的欧美市场，有做中低端的国内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市场。

　　产业链的分工进一步细化。服务链从生产链中脱离，成为绍兴纺织产业的普遍现象。诸暨有专门的原料采购企业、专门的贸易销售公司、专门的海关出口服务公司、专门的袜机维修服务公司，当地还出现了专门培训员工的职业学校，取代了过去企业自己搞培训的局面。企业只要进入块状经济的产业链，就拥有了全部的生产流程。

　　生产环节的分工进一步细化。在大唐镇，许多袜业企业厂房都不是自己的，甚至生产设备的产权也是本地一些小型加工户的，“职工”更是来自千家万户。诸暨市副市长吴成表解释说：“这样一来，只要接到订单，企业就把任务分解到千家万户，只需要在生产环节提供管理人员就行，自己可以全身心地抓品牌与市场。”

　　“通过分工的细化，产业布局由简单叠加变成‘有机嵌入’，出现了产业集群的雏形。”吴成表打了个比方：“块状经济与集群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块状经济好比一袋土豆，袋子一打开就散掉了;集群经济好比一串葡萄，可以一下拎起来。传统的块状经济是无机的扎堆，集群经济是有生命的组合。”

　　分工的细化，让拥有一池“民营经济活鱼”的浙江块状经济，有了出现越来越多“飞龙”的可能。传统块状经济加速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这也许是一轮危机过后浙江民企群体最大也最有深远意义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