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泌尿外科专家靳风烁：白衣天使的深情

5月14日是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靳风烁赴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的行期。就在这一天，他放弃了美国之行，用一封又一封请战书换来了去四川灾区的生死之旅。作为历尽艰险第一支到达汶川的医疗救援队成员，在汶川的30天，他诠释了——
5月14日，一支由第三军医大学医疗专家组成的抗震救灾医疗队在最艰险的道路上向汶川挺进。作为最早开赴汶川的医疗救援队，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泌尿外科主任靳风烁是其中的一员。5月12日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为一次出国做着准备——14日他要到美国参加一次医学学术交流活动。5月17日，当记者好不容易打通靳风烁教授的电话时，他在听筒里冲着记者大喊：“我在汶川！正在手术！没空！”随后就挂掉了电话。多日来，他与记者的交流一直通过简短的手机短信进行，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在汶川，一切都好。直到6月19日，靳风烁教授才答应了记者的深入采访：“没办法，我到现在依然觉得分身乏术，医疗救治、灾后总结、向上报告，这些都不是虚活儿。作为这次医疗队领队之一，许多问题我也是边救治边总结。要采访，给你一个小时吧”！靳风烁对记者如是说。
地震过去月余，靳风烁的叙述显得平静，但在记者听来，依然惊心动魄，不论怎样写都难以达意，还是让我们原原本本地听靳风烁讲述抗震救灾的故事和感受吧。
●放弃美国学术交流赶赴汶川
5月12日是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日子，这一天我除了工作外也正在为赴美国做准备。因为再过两天在美国要召开一个国际泌尿外科年会，我还要在会上发言，因此对此次学术交流会非常重视。能够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学习到国际上最先进的医疗知识，并能够和国际同行面对面进行学术交流，这确实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对此我企盼已久，全院上下也都非常重视，12日之前机票和签证都已拿到，14日就要出发，家人也为我打点好了行囊。
12日下午2点28分，大地震在瞬间发生了。当时我正在重庆的办公室审改博士研究生的论文，剧烈的晃动让人站立不稳，我的第一反应是：地震了！我迅速组织我所在的科室转移病人，并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还在手术台上病人的手术。随后，当得知震中在汶川，灾情达到7.6级（最初的预报等级）时，我当即决定：不去美国，要到汶川去！但院领导考虑到这次国际学术交流机会难得，最初不同意我的请求。
13日，全院的应急医疗队已经先后出发了两批，我心急如焚。这时全院上下要到灾区前线去的请战书雪片般不断往上递，400名医生在一天多时间内交了3000多份请战书。得知14日还有一批医疗队要出发，我又写了请战书。我在请战书中格外申明我应该去灾区的理由有两个：第一，无论是作为军人、医生还是党员，在人民生命攸关的时刻，人民的利益应该高于学术交流！学术交流还有机会，但错过挽救生命的机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第二，地震后肯定会出现多种挤压伤，我对挤压综合征长期进行研究，也有相对丰富的临床经验，我到灾区更有用！我强烈申请去灾区。
14日下午6点，院里终于同意了我的申请。晚上8点，我随医院第三批抗震救灾医疗队一起，从重庆出发，于15日凌晨3点来到了都江堰。
●马不停蹄 绕行西线
都江堰此时已经成了人、车和物资的海洋，全国各地的救灾力量都聚集在了这里，并且还在源源不断地往这里汇集。我们在焦急中等待上级的分配命令。15日下午，终于等到指令，同意我们到汶川进行医疗救助。此时的汶川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汶川牵动着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神经，也牵动着每一位医疗队员的心，我们马上发动车辆，恨不能瞬间抵达汶川。为了有序前进，我们给车队按顺序编了号，我和我们医院的黄旭东院长坐1号车在前面引路。黄院长是这次大坪医院赴汶川抗震救灾医疗队的队长。
此时，南线道路还没有打通，万般无奈只好决定绕行西线，走成都—雅安，沿宝兴—小金—马尔康，经理县到达汶川。本来都江堰到汶川几十公里的路程，经此一绕需要多走800多公里，中间还要翻越“三座大山”——夹金山、梦笔山、鹧鸪山，三座山海拔都在4000米以上，这是红军当年长征走过的路线。灾情催促着我们不敢片刻停留，不管道路有多艰险，我们的步伐都是：快点！再快点！大家马不停蹄往前赶，沿途的险情也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目标：汶川！汶川！
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说，此次西线之行算是真正体验到了。
15日晚上9点我们到达宝兴，看到这里停满了车辆。一打听才知道，由于地震造成的滑坡、塌方、泥石流不断，再加上群山海拔高，路况极其险恶，司机们无法在晚上赶路，因此都聚集在了宝兴，等天亮再走。但我们的心里只有：汶川！汶川！简短停留后我们决定连夜继续赶路。
此时我们的司机已经连续开了20多个小时，也和大部分队员一样在夹金山山顶产生了强烈的高原反应，已经无法再坚持驾驶，这时我接过了方向盘。但是险恶的路况也给我这个非专职司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黄旭东院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紧绷神经，全神贯注为我查看路况和险情，提醒我要注意的情况。夹金山道路曲折盘旋，许多弯道的角度都小于90度，需要异常小心。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峭壁，稍有不慎汽车便会冲下山崖；一边是高耸入云的山峰，随时都可能发生塌方或遭到滚石的袭击，加之地震造成部分路基损坏，路上的险情实在超乎想象。在梦笔山的下山途中，为了避让险情我驾驶的车辆差点翻车，大家一场虚惊，事后只能庆幸是老天保佑。
在胆战心惊中，经过长途跋涉，16日早上8点，医疗队到达马尔康。我们原计划在这里稍作停留。因为从14日出发到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没好好吃也没睡，只在车上啃几口饼干。车到马尔康还需要加油，我们打算趁此时机吃一点早饭再赶路。就在这时，从阿坝赶过来的救援队告诉我们：从理县到汶川的道路刚刚打通，可以过车了！已经疲惫不堪的队员们听后又为之一振，当即决定：不吃早饭，马上赶路！由于余震随时可能袭来，抢修好的道路不定何时又要塌方，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时机，迅速通过！
在这段相对较好的路段上我们开始加速，沿途超越了许多车辆。每前进一公里我们就会在心里暗暗加油：近了！近了！
中午11点，我所在的1号车已经到达理县，此时离汶川县城只剩下几十公里的路程，汶川在望，我们开足马力全速前进。但地震似乎想考验来这里每一个人——下午1点，我们来到了理县境内的桃坪镇，在这里我们遭遇了一次强烈的余震。
这是一次6.4级的余震。就在停车的一刹那，周围的群山开始崩塌，整个山半边半边地往下劈，巨大的烟尘顷刻把山谷笼罩，每个人立刻感到呼吸困难，两眼难睁。那情形真是山崩地裂，地动山摇。重达几吨甚至几十吨的石块从山上滚落下来，像流星雨一样，就落在我们的前、后、左、右，一些车辆当场被轧成铁饼。在强余震的狂袭下，我们的车也“受了伤”，所幸队员们身体没有受到重创。
看到沿途的惨象，医疗队队员们一个个表情凝重，每个人的心都揪得一紧再紧：汶川，你到底怎么样？
●汶川，我们来了
本来就要踏入汶川，一场可恶的余震让抢修道路的队员们前功尽弃，我们也被拒汶川之外。从桃坪到汶川只有十二三公里的路程，一下子又新增了8处塌方。不得已，只能艰难地往前蠕动，打通一段前行一段。其实所谓的打通也只是在堆成山般的塌方上挖掘一个稍微平整的小口子，让车辆勉强通过。
16日下午4点46分，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作为第一支医疗救援队，我们终于来到了让全国人民揪心牵肠的震中——汶川。
汶川，我们来了！
在汶川县卫生救治指挥部，分管医疗救治工作的汶川县副县长王蕾流着泪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并直呼我们是“救星”。交谈中才了解到，汶川县医院在这次地震中全部被震垮，只抢出200多万元的设备和药品，已经维持了4天4夜，救治了3000多名伤员，现在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目前整个医院几乎连完整的纱布也找不到了。“你们来了，汶川人民就有希望了”。在灾区人民充满希望的泪水面前，队员们一刻也不耽搁，马上投入救治。
●全力营救
设在民族师范学院的临时救治点此时已经汇集了众多伤员，从深山里抬过来的伤员还在送，我们发现这里的情况比王副县长介绍的还要糟糕。院子里苍蝇乱飞，伤员们躺在露天搭起来的木板上，由于得不到及时处理，许多伤员伤口感染已经发出臭味，其中有 126名重症病人需要马上手术。我们逐一进行了检查、记录、分类，确定了哪些病人需要紧急手术，哪些病人需要做何种手术。检查中我发现一名男性患者右下肢挤压伤，肢体严重肿胀，一天的尿量只有200毫升左右，面部已出现水肿。根据经验判断，病人已发展到了挤压性肾功能衰竭的地步；另一名女性患者同样发现有水肿、少尿和肌红蛋白尿的情况，而病人的家属一看水肿得厉害误以为是喝水所致，于是不给病人喝水。我立即找来县医院的经治医生和家属，给他们讲解这两名患者的病情发展，发病机制和处理方法，确定了松解患肢、碱化尿液、补液利尿的治疗方案。做完这一切后已是17日凌晨1点多了，为了不给当地人民带来麻烦，我们回到车上坐了3个小时。天一亮，我赶去看昨晚处理的挤压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看到我的处理方案有了明显效果，病人家属感激不尽。在灾区人民感激和期待的目光中，我又一次觉得：来汶川来对了！顾不上吃早饭我又跑到县医院去看望那里的病人，看到昨晚处理的几个病人的情况都有所好转，连日来的劳顿一下子就减轻了。
运载手术设备的运输车17日下午5点才赶到，我马上给病人做手术。5台手术一直做到凌晨1点多，后来由于电灯照明难以为继，无奈只好等待天亮。
18日上午，我们的发电车终于赶到，它此时在我们的眼里也成了“救星”。最大的困扰——电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一刻不停地连轴转做手术，从18日到20日两天时间内共做了90多台手术，危重患者全部得到处理，并慢慢趋于好转。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也感到快要虚脱了。从出发到现在几乎很少吃饭，每天大概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由于帐篷内的温度高达40多度，有时会达到50多度，一台手术下来人整个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虽然大家忙中取乐戏称是“洗桑拿”，但实际上每位队员都是在经历空前的考验，承受着身体的极限。因为出汗多再加上顾不上喝水，队员们基本每天只有一次小便。曾有一位伤员因担心自己的肾脏问题而咨询我：“靳教授，你看我一天只有1200毫升的尿液量，是不是得了肾衰竭？”我笑着安慰他：“我的还不到600毫升呢，放心，有问题有我们呢！”
而更多的病人则以当地人特有的方式表达着他们的感激之情：一个70多岁的老人走了几里山路给我们送来了一块腊肉，这是从倒塌的房屋中抢出来的唯一一块好肉，上面是小孙女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的：送给解放军叔叔！谢谢。还有一次在下乡巡诊时，一位老乡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执意要摘樱桃给我们吃，大家婉拒了他的好意，这时只见老乡挥刀砍下了带着新鲜樱桃的树枝，硬放在肩上让我们扛走。一路上我们的心沉甸甸的，谁也没尝一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因为感动有时嗓子堵得很疼很疼，于是拼命工作，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减轻灾区人民的伤痛。汶川县医院外科主任曹刚告诉我：“你们没来之前，我们每天死人，你们来后我们没再死人了。”就为这句话，我放弃美国之行到汶川来，值了！
●在灾区的第一次流泪
在灾区的第一次落泪是为一个孩子，他叫吴文鑫，是一个5岁的男孩。
地震中，他失去了6岁的哥哥，爸爸至今也没有任何音讯。16日我们抵达汶川的当天，在众多的伤病员中我们发现了他。他的一只脚被砸烂，面临着截肢。妈妈哭得痛不欲生，他则一直懂事地帮妈妈擦眼泪。我巡诊到他身旁时，他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解放军叔叔，别给我截肢，我长大了要当解放军！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在检查中，5岁的他每次都咬牙配合，不哭不闹。他的坚强也打动了众多医护人员，反而惹出大家不少眼泪。后来我们通过改善血液循环、降低局部温度、抬高坏肢等做法，使这只脚的情况有所好转，我们心中暗喜，做着最大努力，希望能保住小文鑫的这只脚。
在救治中我一直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保住伤员的生命固然非常重要，但让病人伤残程度最小化同样是我们的责任。千方百计，为伤者保命又保肢，应该是医疗队每一个队员追求的目标。
20日，第一架直升机开进了汶川，小文鑫被四川省委副书记李崇禧亲自带到了飞机上，运往成都进行治疗。小文鑫一家和我们含泪告别，我们也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我也期待着下次见面时，他是飞跑着迎上来的……
在灾区的每一天我都被类似的事情触动着，灾区人民向我们表达着他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同样也被感动着。21日，安置点的伤病员基本都得到了妥善处理，我们开始到下面的乡村去巡诊。龙溪镇是一个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乡镇，要爬十几里山路才能到达。我第一次去巡诊时碰到了一位94岁的老人，一见面，她就拉着我们直哭。她向我们对比讲述了1933年和2008年亲身经历的两次大地震，当时19岁的她清晰地记得地震后根本没人管，被砸烂了肢体的人们只能拖着等肢体自行坏掉，更多活下来的伤员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死去，地震不久后军阀还要来收各种赋税。她用最朴素的语言感念着这次地震后共产党的好，解放军的好……面对这样的人民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尽可能多地救治伤员。
回来的路上，我发现不久前受伤的脚伤又发作了，肿得老高，本来作为领队的我只能落在后面一瘸一拐地攀爬。队员看到后过来扶我，我坚持不让。其实来灾区的每一位队员都在以各种方式默默地克服着自身的各种困难，很少想到自己的伤病。初到灾区的时候，周围没有厕所，女队员们甚至用不喝水的办法来挑战这些困难。
●珍惜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贡献
5月14日去灾区，6月14日回来，我在汶川前后共待了30天。回来后受到了同行们的热烈欢迎和媒体的关注，这让我有些不适应。其实，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了灾难，你很少再去想通过所谓的光环去证明自己。作为医生，我通过自己的医疗技术使病人获得了健康生活的机会或最大限度地帮他们减少了伤残的发生，这才是我最大的成就，这是我最感欣慰和快乐的事情。尤其是这次我放弃了去美国的学术交流机会而去灾区，我感到这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一次选择。哪怕在灾区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我都会永远觉得值！
回想起这次地震带来的灾难，那些山崩地裂的场景，官兵们争分夺秒的救助，医疗队忘我的救死扶伤，志愿者们的热切救助，灾区人民充满希望和感恩的泪水，以及后方人民的慷慨解囊无私援助......这一切都让人万分感动与欣慰，也再一次验证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这次地震对我也是一次巨大的教育，它教育我们应该更加懂得珍惜。前几天，我看到同事在工作上有一点懈怠就忍不住批评了两句，这在平时看来很小不过的一件事，但见证了巨大的灾难后，你就会觉得认真工作、善待他人、团结友善，甚至对受难者一次执手的倾听、一个理解的眼神都有了崇高的意义，这些，我们都要不怠于去做。这，也是一种贡献！
●人物简介
靳风烁，著名泌尿外科专家,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分会委员，有多项科研成果获医疗科技成果奖，系大坪医院赴汶川抗震救灾医疗队副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