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洲：基金十二年的角色错位

他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学者，退休多年之后仍然活跃在中国资本[5.04 -0.20%]市场，无论资历深厚的基金公司老总，还是年轻的基金经理，都尊称他王老师。他就是原全国人大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他推动了中国《证券法》、《信托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三部资本市场法规的出台。

11月9日，这位基金业立法的先驱向记者回忆了那些难忘的往事，并深刻反思了当前制度规范和法律方面的不足。“基金业距离大众投资理财的要求相去甚远，更难以担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任。”王连洲说，基金立法当初最大的遗憾是仅仅从行业管理规范的角度来规范，没有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放在核心地位来构建法律体系。

一段种瓜得豆的历史曲折

1983年，王连洲从中国人民银行调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时就负责各个财经部委的协调工作，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风雨历程。

基金的立法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史。基金业的规范最初是1997年11月5日国务院批准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王连洲回忆当年证券投资基金有暂行管理办法已经够用了，当初，全国人大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准备起草包括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在内的《投资基金法》，后来却变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法律规范被搁置。

“那个时候，财政资金要从一般性投资和公用事业的投资中退出来，尤其是一些高科技领域需要国家投入一些引导资金，吸引社会资金进入，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王连洲说，这就是当时全国人大起草《投资基金法》的背景。

“都说种瓜得瓜，我们当时却是种瓜得豆。”王连洲说，“当时，发改委要管理产业投资基金，但产业投资基金不能是公募，只能采用私募的形式，而基金的管理部门证监会表示公募基金都管不过来，更别说私募这个陌生的领域，不知道该如何管。”

在这种情况下，各部门博弈和妥协的结果只能求同存异，最后提交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就变成了《证券投资基金法》，这就是2003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这部法律规范促进了证券投资基金业规模的超常规发展，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和稳定力量。

1998年，中国第一只证券投资基金基金金泰[1.26 -3.60%]获中国证监会批准正式发行，基金作为继股票之后另一种大众投资工具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01年，随着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口号的提出，中国基金业进入快速发展期。2001年9月11日，中国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华安创新[0.78 -4.75%]正式推出，一批新的基金公司与中外合资基金公司逐步产生，资本市场逐渐从庄股时代过渡到机构投资者主导的时代，基金成为中国家庭理财的主力军。

中国资本市场从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走出来，担负国企脱困融资的功利色彩一路晃晃悠悠，20年走完了西方资本市场百年发展的历史，规模进入世界资本市场的前列，创造出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奇迹。

追求规模和功利的时代错位

基金资产规模从最初基金金泰和基金开元[1.01 -5.89%]两只基金30亿的规模发展到2010年上半年689只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近3万亿，基金为居民创造出大量的财富，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坐在记者面前的王连洲不愿过多地谈论基金业的成绩，反思12年基金业快速发展的历史，王连洲最大的感受就是基金经历了从制度到观念的扭曲和错位。

“基金往往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任务，稳定市场的责任和持有人利益是相冲突的，我们把基金作为稳定市场的工具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基金的职责就是为投资者赚钱。”王连洲说，基金立法考虑的是方便机构监管和业务监管，规范和鼓励壮大基金业规模。

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超常规发展资产规模成为监管者和基金公司共同的追求。监管者将基金看做稳定市场的工具，需要超常规发展基金规模，而基金公司的收益是收取固定管理费，只有资产规模上去了收入才能不断增加。

于是，我们看到很多基金公司将主要精力放在单纯追求资产规模扩张，甚至不惜在营销上投入血本，目标是要把资产规模做上去，很少考虑这些庞大的资产规模为投资者能创造多少收益。

今年上半年基金亏损达到4000亿，基金公司管理费却赚了140亿，散户的血汗钱本来亏损累累，还要支付高额的基金管理费，为基金公司高管发高薪。

制度错位带来基金公司创新动力不足，唯一利益驱动就是拼命地做大资产规模，多收管理费。规模迅速扩大，需要的人就越多，基金经理人手跟不上，这样，没有经验的年轻基金经理就出现了，形成了一个怪圈。

“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公募基金成为私募基金的黄埔军校，广大散户用自己的血汗钱为年轻的基金经理交学费，这些基金经理积累经验后就跑到私募基金赚大钱去了，成为服务富人的专业理财师。”王连洲说，这都是无限度的规模扩张惹的祸。

这些问题都存在制度根源，不管为投资者赚钱还是赔钱，基金公司收取的管理费都差不多，投资者的收益好坏与基金公司收入不相关，基金公司靠垄断的特许牌照赚钱，导致专家理财的基金收益还不如一般散户。

“基金的问题也与整个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不强制分红有关，基金很难做长线投资和价值投资，只能去投机，经常见到一家基金公司旗下数只基金扎堆共同拉抬一只股票获取价差收益。”王连洲笑称，中国股市波动性很大，这是新兴加转轨的资本市场的制度根源。

对话

严防资本市场成少数人致富工具

《华夏时报》：您认为，过去基金立法主要是从机构监管角度来设计，而不是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核心，那么，未来基金法的修改应该有哪些改变？

王连洲：基金法正在修改之中，应该把投资者利益放在第一位，从监管上考虑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基金业也要转到如何为投资者创造更多收益上来。

比如，今后基金发生亏损是否应该在立法上设计暂停收取管理费，至少应该少缴管理费，公司高管只能拿基本工资。基金公司是政府特许的行业，如果基金亏损严重或者连续收益垫底，就应该进行牌照公开拍卖，建立退出机制。

私募基金、专户理财、一对多和信托计划门槛都是100万，名称不一样，实际行为都是私募，应该受到《信托法》的管辖。由于证券、基金、保险和信托等资本市场主体分属不同的管理机构监管，行业标准都不一致，出现交叉管理和重复管理。下一步立法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同样的经济行为受到同样标准的监管。不管这个业务和机构是归证监会管，还是归银监会或者保监会管，适用法律和法院判决应该是一样的。

《华夏时报》：中国股市的投机氛围很浓，包括基金其实也是一个大散户，如果不改变这些投资文化，基金也很难去做长线投资和价值投资，投资者的利益如何保护？

王连洲：股市投机气氛浓厚主要是因为上市公司不分红，应该立法强制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股市是老百姓为数不多的投资渠道，应该保证他们的收益，让资本市场成为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过去的经验表明，投资者只有一成赚钱，两成的投资者打平，七成的投资者都是亏损，投资者用微薄的血汗钱支持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和企业的融资需求。不能让资本市场成为新的财富分配不公的工具，甚至推波助澜地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

目前，开放式基金交易成本太高，申购赎回频繁也不利于基金的操作，基金可以进行创新，不一定就是开放或者封闭，也可以搞半开放，比如，封闭一年时间，这样有利于基金经理操作，也节省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华夏时报》：基金公司主要靠不断扩大资产规模收管理费来赚钱，如何让他们转向更加注重基金的投资收益呢？

王连洲：这需要从制度上建立基金公司的权利和责任相匹配的机制，将公司的收益和风险与投资者收益挂钩，创造收益多的公司可以获得更高标准的管理费收入，亏损的公司就没有收入，建立投资收益为核心的考核机制，让基金公司从重视资产规模扩张转向重视投资收益，尤其要让更多优秀的人留在公募基金为大多数老百姓家庭投资理财。

公募基金经理纷纷跳槽一定是制度上出了问题，允许公募基金经理买自己投资的股票，但要强制性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地接受监督。基金公司高管和骨干员工可以持有公司的股票进行激励，但基金公司通过特许牌照积累了丰厚利润，入股的价格应该有限制。基金专户理财可以发展公司型基金，实行有限合伙制，让持有人成为股东来监督公司的运作，管理人承担无限责任。只要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任何好的制度都值得尝试。

《华夏时报》：您认为，资本市场对于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刺激内需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作用，那么，资本市场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标？

王连洲：现在，中国的内需面临的尴尬是有需求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没有需求。资本市场可以承担起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任，需要资本市场富裕广大企业，实现居民的共同富裕，但是，资本与公权的结合使少数人暴富，出现新的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上市企业侵占了过多的资源，大多数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资金蛋糕只有那么大。

创业板超募不是点燃了创业者的激情，而是终结了创业者的激情，一下子来这么多钱，不犯错误都很难，300%的利润就可以冒杀头的危险，何况现在是二三十倍的利润，赚钱太容易了，谁还愿意辛苦地干实业。这就需要改革制度，通过注册制大量企业上市，构建中国资本市场的蓄水池，来解决市盈率过高，超募资金、流动性过剩和热钱的问题。

包括基金业、金融、保险业和垄断的国有企业等凡是通过公权特许获取收益的行业，它的利润都应该归国家，归全民，公有制的国家红利收益直接分配到居民家庭的社保账户，这样可以体现党的宗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效刺激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