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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新波：单病种限价目前还很难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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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5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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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李楠楠撰文信息时报记者李楠楠熊佳焰袁建彰　摄影信息时报记者朱元斌

限价手术为何叫好不叫座（详见信息时报昨日A8版）？是否会影响未来推行？卫生部部长陈竺上月在广州调研时曾表示，卫生部今后将力推单病种收费，而广东目前已有六城市先行进行试点探索。记者昨日采访了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他表示单病种限价目前还很难成为主流，应在临床路径管理的基础上制定，此外，保证医疗安全应是实施限价的前提。

　　卫生部：力推按病种“打包付费”

　　7月25日，卫生部长陈竺出席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先诊疗、后结算”项目全面上线启动活动，向记者透露称，今后看病将单病种“打包付费”。他表示，这种包干付费的模式实际上已开始试点。

　　而从本月起，北京在6家大医院试点推行“按病种分组付费”，成为全国首个推行按病种分组付费的地区。据介绍，我国医疗付费模式以前基本是按照项目进行收费，在此情况下，医院为创收便会在检查项目和手术、药费等“出猫腻”，而“按病种收费”，即对一类疾病或一个诊断组的医疗费打包，定出一个“套餐”的限价，控制费用。一旦医院超过这个限额费用，医保部门便有理由拒绝付费，医院则要自己承担超支部分。

　　“卫生部已和国家发改委制定了104个单病种的医保支付标准，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先在县级公立医院中推广。今后逐步向大医院铺开。”陈竺当天在接受广东媒体采访时表示，为控制好单病种限价后手术质量，卫生部门将制定数百种单病种的“临床路径”，即诊疗“标准流程图”，医生必须严格按照这个路径规范治疗。

　　广东：如何合理定价是难题

　　其实，在此之前，广东已开始试水单病种限价，省内首批试点选择深圳、湛江、韶关、佛山、东莞和中山等六个地级以上市，首批单病种定价付费拟选定34个病种收费项目，而广东省医疗服务单病种定价在去年便已进入成本核算阶段。在六试点城市中，湛江是首个在全市推广的试点，在其清单中，197个单病种治疗费用普遍下调10%以上，危重病种的收费也趋向合理，但是不少多发性和常见的病种的收费却仍延续传统收费，并没有降多少。

　　“虽然病种很多，但试点后仍是不能看到很明显成效。”对于湛江的试点，记者昨日采访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这个定价基本是物价部门在操作，价格定下来后医院压力很大，以肺癌全切除手术为例，以前即便压缩成本最低也要七八万以上，但现在的定价只有3万元。该人士分析，物价部门定价并没有针对医院进行分级分价，只是简单将高价医院价格拉下来，将廉价医院价格提上去，绝大部分中等收费的医院价格并没有变化，这样的限价其实并没有减轻患者负担。而省卫生厅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试行期是一年，目前即将结束，之后才再作评估。

　　记者昨日同时采访了省物价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单病种的定价上确实有很大困难，各个医院报上来的方案也参差不齐，最后只能选择一个折衷的方式进行，“如何制定适合全省的定价，我们目前还在与卫生部门和医保部门研究中。”该负责人称。

　　廖新波：目前先定价做法是本末倒置

　　单病种限价为何出现“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昨日，记者采访了主管医政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他对单病种限价这种模式也很推崇，“这是一种科学的计算方法，可以减少医生的处方防止乱开药多检查，让医疗行为有章可循、有据有理。”廖新波称，但单病种限价应建立在临床路径管理的基础上，即从医疗上制定出医院内医务人员必须遵循的诊疗模式，使病人从入院到出院依照该模式接受检查、手术、治疗、护理等医疗服务。

　　有些限价“太草率”

　　“但现在有些地方试点的情况，往往是先定价后再搞临床路径，就出现了本末颠倒的情况。”廖新波称，有些试点仅仅将“单病种限价”作为一种行政指令，并没有评估好病种情况，就草率组合出一个套餐进行定价，往往最后适得其反，选择的人少了，医院开展起来也很困难。此外，对于定价目前很多地区仅仅是医院和医保部门进行协商后的价格，并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制定规范和标准。

　　“广州六年前就有开展过单病种限价方面的工作，但现在仍无法成为主流。”廖新波表示，燕岭医院之所以在全省率先开展，是因为参照了以前的经验，规范了临床路径，使得限价的可操作性更强。但从整体上来说，单病种定价还需不断扩大氛围。“临床路径是基础中的基础，目前广东已要求所有三甲医院至少实现10个路径管理，二甲医院则要实现5个临床路径管理，以此为单病种限价做好铺垫。”

　　对于单病种限价将来的实施，廖新波也曾在博文中提出建议，称首先需进行合理的定价，“所谓的合理定价是要医院发展的空间，不能一定价后医院负担陡然增多，这最终也会伤害的患者。”廖新波称，实行单病种定价的起因是解决看病贵，要真正解决这难题就得降低药品价格。

　　需要完善的医保体系

　　廖新波分析，医疗保险体系的完善是实行单病种限价的重要一环，以美国为例，目前他们的医疗保险市场很成熟，政府没必要参与一般医疗服务，只是通过购买服务来满足国民需求，完全是在“医院-保险-病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下运行。“但我们目前还不能做到的是通过什么来约束，这也是推行或试行后的一个难点。”廖新波称，他个人认为，保险部门可参考美国的做法，制定一些激励病人和医院合理使用资源的鼓励政策，如节约下的钱让医院患者分账，有利于医患双方合理使用医疗资源。

　　和普通市民一样，廖新波也对限价实行后医疗安全感到担心，因单病种限价带来必要检查的减少，为减少成本，医院必然会减少检查种类，能不做就尽量不做。这也可能造成误诊误治，或者出现漏诊并发症等。特别如病人病情变化或加重时，医生考虑到限制费用过重，有可能减少一些辅助性检查，这些医师和患者都说不清，最后就出现争议了。“保证医疗安全是单病种定价的前提。”廖新波昨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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