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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不良反应救济比架构监测体系更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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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3 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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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今天（13日）召开。我国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方面，目前已建成了的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包括了近300个地市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中央广播电台》1月13日）　　

尽管随着我国药品不良反应检测体系的成功建立，近两年病例报告数基本稳定在60万份左右，已达到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推荐的“一个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开展较好的国家，百万人口报告率应达到每年200～300份”的标准，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药品不应反应的救济渠道，还没的打通。

　　按法理讲，患者出现药品不良反应，有权利向医院、药厂和药店要求提出经济赔偿，但是，由于我国的《民法通则》和《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报告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都没有涉及到药品不良反应赔偿问题，导致患者往往索赔无门，如此以来，受害者会受到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打击。

　　基于此，国家在建立和完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的同时，也应把药品不良反应赔偿提上议事日程，构建一套完整赔偿体系，以妥善处理药品公共安全事件。笔者觉得，依据我国国情，架构药品不良反应救济通道，比架构监测体系更为迫切。原因是，一方面，惟有筹措到数量可观的基金，赔偿患者才有了经济保障。对于全国而言，每年数百万的药品不良患者，以及20余万人的致命事件，仅靠医院、药厂和药店，不可能有赔偿得起。倘若药品有害救济基金构建成功后，这个问题就极有可能有迎刃而解。

　　与此同时，架构药品有害救济基金，也符合国际惯例。事实上，德国、日本和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建立药物不良反应救济制度的国家，2000年我国台湾地区也颁布了药害救济法。譬如，德国实行药事法危险责任与基金配合制度。根据该国法律，因药品不良反应致死或身体健康损害，主要由药品生产者提供的基金来赔偿。该赔偿基金主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者向有权经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投保责任险。二是由生产者与金融机构约定，由金融机构承担，以免除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或对赔偿义务人提供保证。

　　具体到药品有害救济基金的筹建方面，首先，国家应组织有关权威专家，认真研究，积极谋划，比如基金来源范围、赔偿标准等细节问题，尽快制定出符合国情的药品有害救济基金的大致框架。其次，多渠道筹集药品有害救济基金。一是，药品生产商或者说进口商的药品准备金，也被人们称为药品风险基金；二是，政府从每年财政预算中，列支出一定的公共资金充实到基金到中去。三是利用社会捐助，来筹集一部分资金；最后，建立保险机制。我国也应像推行车强险那样，强制药品生产企业的经营者，全部纳入药品意外责任险体系，这不仅能使企业树立起责任意识，也合乎市场经济运行规律。

　　当然，架构药品赔偿机制，也须臾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按照我国现有的国情，可以通过修改现行《药品管理法》，或者制定《药品不良反应赔偿法》，来明确药品不良反应的救济模式，以及医院、药店和药品生产厂家利益相关者的具体责任和罚责，从而保障每名受害患都能得到救济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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