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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晓宏为中国版协科技委30年撰文：坚持发展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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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7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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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一个炎热的下午，周谊同志给我电话，嘱我为中国出版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成立30周年写封贺信。放下电话，感慨万分。1988年，我由新闻出版署人事教育司调至图书管理司社科处，这个处负责管理社科图书出版和科技图书出版两大块工作，因工作原因与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一直保持着较多的联系。当时我刚刚30岁出头，现在已过知天命之年。一些事情虽然零散，但印象很深，嵌入脑海，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
记得当时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刚刚退下来的社长卢鸣谷担任。冶金工业出版社虽不是大社名社，但社长卢鸣谷却是很老资格的，他上世纪30年代末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上世纪40年代在东北解放区从事党的新华书店报刊发行工作。卢鸣谷和王子野、王仿子3位是当时出版界健在的老同志中参加革命工作最早，也是资格最老的（鸣谷老和子野老均已过世，现在健在的只有仿子老）。当时的科技出版委员会还有周谊、陈元直、屠荣举、曾铎、杨陵康、史梦熊、梁祥丰、牛田佳、于国华、郭有声、张学良等一批资格老、威信高的老同志。虽然都是老同志，但他们思想活跃、经验丰富，干起事来既有朝气，也很年轻。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在《服务科技出版30年》中已有全面介绍，我仅举几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做点补充。
比如，关于科技类出版社的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90年代初，经过“文革”以后，社会的阅读需求成倍增长，这是出版人最为怀念的一段时期。那时随便一本书，印几十万册、上百万册都不足为奇。当时32开本的《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的前身）每年都要把印数超过50万册的图书按印数排列出来。我记得当时用小号字体排，要占2页-3页，还不包括教材、教辅和系统发行的图书。但当时出版分工是很严格的，特别是科技类出版社，种类繁多，如石油出版社、气象出版社、地震出版社等，还有过一个烃加工出版社。烃是碳氢化合物，“烃加工”在《现代汉语词典》里都找不到解释。什么是烃加工出版社，除专业读者外，一般人真弄不清楚是出版什么的。这些以石油、地震、气象冠名的出版社只能出版本专业领域的图书，比如，地震出版社出了地震以外的别门类的科技图书就属于违规行为。我们现在不理解，但当时的确如此。当时科技人员的创作热情高涨，为科技出版提供了丰富的书稿来源，推动了科技出版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之初，全国一年的图书出版不到1万个品种，到了1990年就达到了近10万种。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科技类出版社深感出版范围太窄，希望出版分工能放宽一些。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联络了中央和地方的一批有代表性的科技类出版社提出了“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口号。为了得到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肯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也动了许多脑筋，做了很多工作。记得有一次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我和当时社科处负责联系科技出版的李建臣同志参加了这个座谈会，而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请到了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同志。朱丽兰同志到会讲了一些很恳切的话，并表态支持。新闻出版署当时是副部级单位，座谈会只去了一个处长，国家科委去了一位副主任。当时我们开玩笑说，这几个老头能量真大。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新闻出版署的分管领导对此事也是积极支持的。之后不久，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明确了科技类出版社除了出版本专业科技图书之外，还可以出版与本专业“相关、相近”的图书，使科技出版社的专业分工有了突破，解放了科技出版生产力。
关于科技类出版社的改革，还有一件事，现在看来思想也是非常解放的。上世纪90年代初，在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的策划、支持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邮电出版社、山东科技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等十几家中央和地方的科技类出版社共同成立了百通科技出版集团，实行股份制，设在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广州，由广东科技出版社为主负责运营。当时的做法是一家出版社出资5万元并一年拿出5个书号，统一策划、组稿、出版、发行和结算，按投入比例分红。使用哪家出版社的书号，这家出版社就负责终审，版权页标注这家出版社和百通科技出版集团的名称。科技出版委员会为此事专门向新闻出版署写了报告，当时署长宋木文同志、分管领导刘杲同志、图书司司长杨牧之同志明确支持了此事，不仅予以肯定，还专门为此增发了一些书号。但是，后来百通科技出版集团没有坚持下去，原因听说由于作为股东的其他科技类出版社对负责运营的广东科技出版社有意见，认为透明度不高，也不分红，停止了书号供应。或许还有别的原因。但是能组建以资本为纽带的科技出版经营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得的和罕见的。
再比如，科技图书的评奖。现在的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图书奖的部分，前身是国家图书奖。由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中国科技图书奖的评选是与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国家图书奖衔接的。由科技出版委员会组织评选出来的中国优秀科技图书，全部进入当年的国家图书奖科技部分的入围图书。虽然是新闻出版署组织的国家图书奖的外围奖和分支奖，但其评奖规格之高、影响之大，是其他奖项难以比拟的。当时，中国优秀科技图书奖评委会主任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卢嘉锡，吴阶平仅是副主任。之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阶平、路甬祥也先后担任过评委会主任。评委会还有一大批顶尖的著名科学家，如清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高景德，两院院士、农科院院长卢良恕，数学家杨乐等。上世纪90年代初，大概是1991年举行的第九届中国优秀科技图书评奖，科技出版委员会请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专门为本届评奖题了词，邀请到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环同志出席颁奖大会。当时颁奖的会场很简陋，似是地质礼堂，但会议规格之高、影响之大是空前的。有一位科学家评委在颁奖大会上针对作者出书难、卖书难问题，讲了一句打油诗“欲问此书何处有，秀才遥指自家门”（作者出的书出版社以包销形式又送给作者，作者销不出去，只好堆在家中）。瑞环同志在颁奖会上有针对地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要重视文化、重视出版。他说，出一本书也就是十来万元，但其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很大，一口井打废了就得几十万元。他强调，说出版工作一定要取得领导重视，取得支持。为此，瑞环同志还给出版社出主意，说不少部委、地方党政领导勤于思考和笔耕，如果他们著书、编书，和出版社就不再是上下级的关系了，而是作者与出版者的关系。一般的汇报工作可能排不上，但出版社向作者、主编谈工作就容易多了。会场上气氛融洽热烈，笑声一片。[page]
总之，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的30年，正值我国改革发展最好最快的30年，也是出版发展改革最好最快的30年。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围绕出版改革发展步伐，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与政府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紧密合作，全心全意地服务于科技出版，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做了大量的卓越的工作，在出版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从卢鸣谷主任到周谊主任，从于国华主任到俸培宗主任，以及30年来中央和地方科技出版的几代社领导，许许多多同志浮现眼前。前面讲到几位在京部委科技类出版社很有影响的同志，这里再补充几位当时在地方科技类出版社很有影响的同志，如：徐福升、王於良、欧阳莲、王晓明、王为珍、范卫平、张敬德、林万泉、吴宝安、胡明琇。这只是与笔者交往较多、印象较深的几位，还有更多的同志没有点出。现在他们大多数人已离开了一线工作岗位，但他们的贡献与业绩不可磨灭。现在的科技出版，正继往开来，在完成转制以后焕发了更大的活力，体制、机制的变革促进了科技出版的大发展、大繁荣。但在当时条件下，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不凡的业绩以及他们热爱科技出版事业、献身科技出版事业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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