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声明，这个无罪案例作为辩护成功的案例来分析意义并没有特别大，但是其中有很多可以作为大数据公司风控警示的内容。

案情摘要略。我方当事人是A，同案犯罪嫌疑人是B。A是D公司的法定代表人，B是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A因B而“受牵连”。律师辩护的重点如下：

一、A从未实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客观行为，无犯罪事实。

目前无证据显示A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或其他犯罪的客观行为，亦无任何犯罪的重大嫌疑。A对本案其他人的涉案情况一概不知，本次被捕的人中，A只与B较为熟悉。但其与B（同案犯罪嫌疑人）也只是相识数月。

A与其他被调查人没有不法利益往来，也不存在任何私人或公司间的交易，其与B之间的私人往来与B等其他人牵涉进的事件无关，只是刚好在时间点上巧合。A的公司D在C公司附近，也只是因为B说这块办公区域是空着的，而且交通便利、收费比较合理而已（微信聊天记录可证实），与本案无关。

二、C公司与D公司的往来款并非违法往来，更不涉及犯罪，转账仅是A为避免公司人格混同的无奈之举。

据A自述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D公司正处于起步阶段，和很多在深圳新办的民间互联网企业一样，起步较为艰难，营收有限，因此经常不足以发放员工工资。但A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基于其责任感及希望公司存续的意愿，不愿停发工资。A本人家庭条件较好，所以会将自己的钱打到公司的账户上以发放员工的工资，维持公司的经营。（公司公账前期的流水可证实。）

但A并不想经常通过私账转账到公司的公账。A知悉有很多公司因为人格混同问题而导致法定代表人负债，近年来这些新闻很常见。公司运营业绩一般，加之互联网企业生存压力大，A为了避免公司将来因经营不善而自己负债，不得不考虑采取措施规避公私混同的风险，其有规避法律风险的正当需求，目的也是合法的。

A称，B与A相识，B又恰好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于是A与B商量用B的公司C的公账转款给D公司公账共100万（这笔款项的数额和C公司的经营所需相匹配，可查证），A再通过其兄**、其妹**的账户转账给B共100万，即“公对公，私对私”。（具体数额有银行流水印证。）

A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样D公司能避免人格混同问题，而B方面也没有损失。其并不知道B从事的行为会给B自身及与其有经济来往的人造成风险，因而无任何规避的举动，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A的不知情。

从流水中也可以看出，在往来款数目一致的前提下，A并不获利也无获利的基础。A与B及相关公司之间的转账行为，就A本人而言，仅仅是为了避免公私混同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并未违法，目的正当，方式亦没有被禁止，不具备法律评价意义。

三、从时间、利益、风险和感情的角度来分析，A都没有也不可能存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观故意，无任何犯罪意图。

A是D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持续合法正当经营，从无违法违纪行为，主要业务是广告推广，与公民个人信息完全无关。其本人家境良好，家庭完整和谐，从无犯罪前科或受过行政处罚。

从时间来看，A和B之间“公对公”、“私对私”的数次转账都是在A被捕前一个月内。以日常经验逻辑，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分析，A作为一个开设企业的知识分子，如果确有犯罪的意图，本身就是在冒着风险行事，转账的时间不会如此集中而不加掩饰。这就导致认定A犯罪会存在“时间不合理”。

从利益来看，公账转账和私账转账的数额一致，A从来没有从中获利。这就导致认定A犯罪会产生“利益不合理”。

从风险来看，A作为一个家境良好且自己也有资产和合法投资的人，没必要冒这种犯罪的风险却不获利，因为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绝不对等。这就导致认定A犯罪会导致“风险不合理”。

从感情来看，A没有理由为了仅仅相识几个月的朋友B而将自己及其亲兄弟姐妹都置于险境。这就导致认定A犯罪会造成“感情不合理”。

事实是，一旦认为A存在犯罪意图，会导致时间、利益、风险、感情等各方面的不合逻辑与不合理性。因此，A既无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便利条件，也无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动机和必要。A从无也不可能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主观故意。

四、A被牵涉的是经济犯罪，也并无犯罪行为，对其他涉案人员的行为基本不了解，无羁押必要性，允许其取保无社会危险性，不会妨碍侦查，可节约司法资源，也符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

【刑事风控要点提炼】

1.多看新闻，关注近期公安机关最关注的罪名和领域。

2.不要屏蔽律师的朋友圈，因为他们很喜欢发这些新闻。

3.试图防范法律风险不能通过自以为正确的方式来做，否则容易避过这个坑，跳进那个坑，尽量咨询法律专业人士。

4.如果您认为您正在从事的行业本身就有较大的风险，建议尤其是在与同行或者上下游企业交往的过程中更加慎重，否则容易“被牵连”。

5.所有的流水都是证据或者“证据”，请注意，流水的证据属性是最强大的。

6.一定要进行企业财产和私人财产及家庭财产的严格隔离，隔离得不彻底，等于没有隔离。公安机关在判断是否隔离这件事上标准并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