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诉称

陈女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位于海淀区X号房屋归我所有；2.诉讼费由诸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我与诸被告系兄弟姐妹关系，母亲杨女士于2007年去世，父亲陈某鹏于2011年12月22日去世。2011年9月18日，我和父亲作为被安置人口共同获得了海淀区X号房屋一套。为避免日后子女产生遗产继承纠纷，父亲于2011年12月16日立下遗嘱，将该房屋份额留给我所有。

2021年7月，该安置房屋可以办理产权手续，我多次与诸被告协商，要求协助办理，因分歧较大，没有达成一致，无奈诉至法院，请求判决。

被告辩称

陈某英、陈某鑫辩称，安置房屋系陈某鹏个人财产，系以陈某鹏与其爱人杨女士承租的公房拆迁所得，与陈女士无关。陈某鹏从未上过学，户口簿文化程度登记为“初识字”，故陈某鹏不具备签署代书遗嘱的认知能力。

该遗嘱形成于陈某鹏去世前6天，根据其生前5个月的病历，陈某鹏不具备主动联系代书人和见证人的身体条件。陈某鹏在立遗嘱时没有手机、座机，家中更没有打印机，不具备联系见证人和代书人，也不具备打印遗嘱的客观条件。立遗嘱人签名为“陈某鹏”，与户口登记和拆迁协议上“陈某鹏”的签名不一致。故我们认为陈某鹏不具备签署代书遗嘱的认知能力、身体条件和其他客观条件，该遗嘱非陈某鹏真实意思表示，应属无效，安置房屋应按照法定形式进行继承分割。

陈女士提交的代书遗嘱未明确代书人，陈某鹏的签字与签署日期也非同一人书写，根据规定，自书遗嘱的效力要大于代书遗嘱，由此类推解释非立遗嘱人亲自签署日期的代书遗嘱亦应无效。被继承人去世十余年，陈女士从未提及其持有遗嘱，直到本次诉讼才告知，故不存在多次就办理产权事宜进行协商的事实。涉案房屋在被继承人去世后，一直由陈女士出租并收取租金，故我们主张依法继承分割自2012年至2022年10月期间的租金收益543833元。

陈某辉辩称，遗嘱上的文字不是陈某鹏书写，该遗嘱的形成也没有多方签字证明，无法证明遗嘱是陈某鹏真实意思表示，故我认为遗嘱无效，应按照法定形式继承房产和出租收益。

法院查明

陈某鹏、杨女士夫妇育有三子一女，分别是长子陈某英、次子陈某辉、长女陈女士、三子陈某鑫。杨女士于2007年12月25日死亡并注销户口，未留有遗嘱；陈某鹏于2011年12月22日死亡并注销户口。

位于海淀区X1号系陈某鹏承租。2011年9月18日，北京F公司（甲方，以下简称F公司）与陈某鹏（陈女士）（乙方）签订《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以下简称《拆迁协议》），对X1号房屋进行拆迁，安置海淀区X号（以下简称X号）、《拆迁协议》尾部有陈某鹏签字并捺手印及F公司盖章、委托代理人签字，日期以下甲方处有赵姓和高姓人员签字，乙方有陈女士签字，时间为2011年9月18日。

同日，F公司还与陈某鹏、北京Y公司（以下简称Y公司）签订《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就X号房屋具体地址、入住时间及相关费用负担等问题进行了约定。庭审中，陈女士主张X号房屋系其与陈某鹏的共同财产，除提交有陈女士签字的《拆迁协议》外，还提交拆迁档案中陈某鹏签字的《声明》，内容为：本人陈某鹏现有X号楼房一套，本人同意去世后将该房由其女儿陈女士本人继承。诸被告对《拆迁协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并认为X号房屋系陈某鹏的个人财产；对《声明》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陈女士就X号房屋由其继承一节，提交2011年12月16日的《谈话笔录》、《遗嘱（手写版）》、遗嘱（打印版）及代书现场照片。

其中，《谈话笔录》显示，陈某鹏委托郑某律师、吴某助理及见证人孙某、田某办理遗嘱，述明家庭人口情况，明确拆迁款中的100万元已均分给四名子女，拆迁剩余款项及安置房屋遗留给陈女士，并叙明其文化程度为初中，因书写困难，但可以签署姓名。

陈某英、陈某鑫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认为郑某和吴某只是在场人，并没有陈某鹏的授权委托书及委托合同、发票，不符合律师见证工作细则的规定，陈某鹏户口簿上的文化程度登记为初识字，与笔录记载不符，由此佐证陈某鹏的意识不清楚，宣读笔录并无录像辅证陈某鹏已理解相关内容，陈某鹏的书写日期与签名不一致。陈某辉认可陈某英、陈某辉的质证意见，并认为笔录中记载三个儿子的名字有误，拆迁款项未核实清楚，由此推断陈某鹏并未核实笔录内容。

《遗嘱（手写版）》载明，“一、我本人有楼房一套，在我去世后将该房产留给我的女儿陈女士个人所有，其他人不得干涉；二、由于房产证正在办理之中，如以后产权证明上的地址和面积有出入，以产权证明为准；三、我本人有拆迁补偿款一百三十三万元，在2011年已经按照四个子女每人二十五万分给了他们，余款三十三万，由我本人生前支配使用，在我去世后，如有余款，归我女儿陈女士继承；四、我本人在世时居住在该楼房内，只有我去世后，陈女士才可自由支配该楼房；五、我的女儿全家必须照顾我的生老病死，如果有不孝顺，打骂我的行为我有权利撤销该遗嘱相关内容；”。

前述《遗嘱（手写版）》尾部立遗嘱人处有陈某鹏签字及他人代书日期，见证人及代书人均签字和日期。陈某英、陈某鑫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认为遗嘱中未按法律规范明确代书人，且两名代书人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立遗嘱人签署的名字与《遗嘱（打印版）》的签名不一致，该遗嘱无效。陈某辉同意陈某英、陈某鑫的质证意见，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银行存款。

《遗嘱（打印版）》行文与《遗嘱（手写版）》内容一致，但尾部立遗嘱人处签名为“陈某鹏”及机打日期，见证人及代书人亦均签字和日期。陈某英、陈某鑫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并认为陈某鹏的文化程度仅是初识字，不具备对遗嘱内容的认知能力，且身患重病，于立遗嘱6日后去世，家中并无打印机，故不具备立遗嘱人的身体条件及打印遗嘱的客观条件，同时，打印遗嘱应两人在场，一人打印，不符合打印遗嘱的形式要件，签字亦不符。陈某辉同意前述质证意见，并认为郑某的两个签名中的一个未书写日期。

现场照片显示，陈某鹏与代书人、见证人在室内沙发上交谈，并在代书人、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在《谈话笔录》、《遗嘱（手写版）》上签字、按手印。诸被告认可现场照片中的老人系陈某鹏，但不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证明目的。

陈某英、陈某鑫提交陈某鹏的住院病历、死亡志和欠条，用以证明陈某鹏在签署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陈女士以陈某鹏存款遗产分配的诸被告，与遗嘱内容不符，故遗嘱存在伪造。住院病历显示，陈某鹏于2011年12月21日入院，次日去世，入院检查神清、精神差、表情痛苦、语言欠流利、查体尚合作、双瞳孔正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陈女士对上述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证明目的。

庭审中，本院根据当事人申请，传唤证人吴某、孙某出庭作证。其中，吴某陈述其作为郑某律师的助理，参与陈某鹏的遗嘱订立事宜，并根据陈某鹏与郑某的谈话内容，制作了《谈话笔录》和《遗嘱（手写版）》，陈某鹏在叙述时意识清楚，且两位见证人始终在场，因时间久远，对于《遗嘱（打印版）》和现场照片的形成已记不清。

孙某出庭作证，其受陈女士前夫请求到现场给陈某鹏立遗嘱做见证，与另一见证人并不相识，陈某鹏意识清醒，其将房产留给陈女士，相关《谈话笔录》和《遗嘱（手写版）》由吴某执笔，在宣读后由陈某鹏签字，《遗嘱（手写版）》和《遗嘱（打印版）》上的签字均为其本人书写，但《遗嘱（打印版）》和现场照片的形成已记不清。郑某（现场代书询问人、本案陈女士诉讼代理人）陈述，现场照片使用照相机的延时功能拍摄。

诸被告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两名证人对现场环境、在场人数、立遗嘱人全程姿态、见证人是否全程在场、照片形成及遗嘱宣读等细节问题回答不一致，且以记忆不清回避，故两份遗嘱均非陈某鹏的意思表示，应属无效。

经本院释明，陈某英、陈某鑫撤回对遗嘱签名的笔迹鉴定。经询，诸被告认可陈某鹏在拆迁后分别给付四子女各25万元。

裁判结果

一、陈某鹏与北京F公司和陈某鹏与北京F公司、北京Y公司于2011年9月18日分别签订的《北京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和《拆迁安置补充协议》中安置的北京市海淀区X号房屋由陈女士继承所有；

二、驳回陈某英、陈某鑫的诉讼请求。

房产律师靳双权点评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公民有权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本案中，双方争议焦点在于X号房屋的权属及遗嘱的认定，对此，法院逐一论述：

关于房屋权属问题。首先，X1号房屋系陈某鹏承租的公房，在杨女士去世后，陈某鹏作为被拆迁人，与F公司签订《拆迁协议》，与F公司和Y公司签订《补充协议》，该两份文件的形成时间均为2011年9月18日。而陈女士在《拆迁协议》上的签字位置在日期以下，显然不符合常见的行文顺序，与之对应的F公司工作人员签名既未加盖印章，且日期为2011年9月20日，无法认定其身份。

其次，《补充协议》系《拆迁协议》的补充附件，但该文件上并未列明陈女士，亦无其签字。再次，《遗嘱》和《谈话笔录》中均述明陈某鹏有X号私有楼房一套，如存在陈女士的份额，其应对此提出异议。综上，X号房屋系以陈某鹏承租的公房拆迁安置取得，而陈女士名字出现在《拆迁协议》，显然是后补上去的，并非被拆迁人，故法院对陈女士认为X号房屋为陈某鹏、陈女士共有的意见不予采信，X号房屋应为陈某鹏的个人财产。

关于遗嘱问题。现场照片真实反映了现场谈话、代书的过程，使用延时拍摄亦符合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科技水平，法院予以确认。谈话笔录虽有对子女姓名书写错误的情形，但不影响立遗嘱人对其遗愿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陈某鹏所述家庭成员、拆迁款分配、安置房屋位置等内容，基本符合客观事实和老年人的现实状态，日期签署虽有明显不同，但不影响陈某鹏遗愿的真实意思表示，法院予以确认。

谈话笔录是在两名工作人员和两名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符合人数要求，至于其是否违反律师见证规则的抗辩意见，仅是对律师执业的要求，非法律禁止性规定，故诸被告对此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信。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根据前述法律规定，见证人既可以见证，也可以代书，但应以一人代书为原则，并由所有参与代书人员签字。

本案出庭的两名证人均自认和作证代书人为吴某，故是否标注代书人，并无法律规定；陈某鹏作为立遗嘱人在《遗嘱（手写版）》上签署其姓名，法律并未像自书遗嘱一样，要求立遗嘱人书写日期；诸被告未就陈某鹏在立遗嘱时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提供有效证据，且自陈某鹏死亡前的病历记录亦反映其意识清楚，故法院对诸被告的该项抗辩意见不予采信；《遗嘱（手写版）》在内容上基本反映了客观事实，且与证人所述基本吻合，两证人因时隔时间久远，记忆上存在偏差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一些细节上的记忆错误，并不影响整体证词的真实性。

综上，本案中的《遗嘱（手写版）》在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内容真实，法院予以认定。《遗嘱（打印版）》虽与《遗嘱（手写版）》在内容上一致，但陈某鹏姓名书写有误，且无法有效还原整个形成过程，在形式上不符合打印遗嘱的构成要件，故法院不予认定。

综上所述，陈女士依据《遗嘱（手写版）》主张X号房屋归其所有，具备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法院认定陈女士自立遗嘱人去世时即已享有该房屋的权利，故陈某英、陈某鑫要求继承出租收益的请求，没有事实根据，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