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某系某公司经理，占该公司80%的股份，2011年，赵某因工作关系与姜某相识，后双方发展成为婚外情，并于2014年2月18日生育一男孩小赵，然而小赵被鉴定为身体残疾。 2018年12月，赵某原配妻子发现两人婚外情，强烈要求赵某与姜某断绝关系，回归家庭。赵某权衡再三决心回归家庭，遂与姜某协商分手，分手时赵某与姜某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为：“姜某抚养小赵，赵某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后因赵某未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抚养费，姜某作为小赵的法定代理人于2019年9月提起诉讼，要求赵某按照协议约定每月支付5000元抚养费给小赵。庭审中，赵某称其已与妻子于2019年5月份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赵某名下财产归妻子所有，债务归赵某所有”，自己的经济条件发生变故，无力支付每月5000元的抚养费，因此要求缩减抚养费数额，按法律规定的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5%标准支付。但是，赵某并未提交其他证据。

被告赵某自2019年9月开始，按每月5000元的标准付给原告小赵抚养费。2019年9月、10月、11月、12月的抚养费20000元于2019年12月30日前付清。以后于每年的6月30日前和每年的12月30日前各付给原告小赵六个月抚养费30000元，付至小赵满十八周岁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在本案中，男孩小赵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和义务，被告赵某应尽抚养义务。赵某与姜某的分手协议中关于孩子抚养问题是充分考虑赵某家庭、企业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等实际情况达成的，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有效。关于孩子抚育费，双方有约定的应按约定承担，赵某主张应减少抚育费无证据支持，故不应适用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标准调低抚养费。故作出以上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