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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纠纷调解不应恃强凌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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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5 2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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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少年舒欢，因家境贫寒今年不得不辍学跟表哥到深圳打工。一家塑胶丝花加工厂的老板明知他尚不满16周岁，但仍让他借用别人的身份证登记职工信息。他上班的第3天，就被一台“老古董”啤机碾伤了右手，失去右手无名指。舒欢和母亲去当地劳动站要求工伤认定，劳动站的工作人员却说只要进行司法鉴定就可以了。但他母亲事后一打听，掏1000元所作的司法鉴定并不能替代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他们再去找到劳动站理论，劳动站工作人员力劝舒欢和老板调解。最后劳动站工作人员说出真相：“你这个是童工，一作工伤认定，就会按照《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来执行，这个赔偿标准就会比一般的工伤赔偿高很多……你先拿这个司法鉴定结果与老板协商吧。”按《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舒欢七级工伤伤残一次性赔偿金应是20.19万元。但调解员意味深长地劝导：“把老板逼跑了，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最终舒欢和老板达成一次性赔偿11万元的协议。（见9日本报本版《童工痛失手指，再也无法作出OK手势》）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地方，还会出现压缩劳动者合法权益空间的现象。看来，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作为发展经济的永恒道理的话，经济发展了也不会是劳动群众的天堂。如今有一个现象，压缩劳动者权益空间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调解来恃强凌弱。

　　调解历来被视为我国司法制度解决民事纠纷的一个法宝，调解本身没有什么不对，是欲对簿公堂的对立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的最好方式。但前提是调解人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比如对劳动纠纷的调解，调解人的态度不一样，通常得出依法调解的结果也不一样。

　　郑州市总工会有位法律工作者对笔者讲，调解便于纠纷尽快解决，在当事人双方各让一步的调解过程中，有人讲调解中弱势一方的劳动者会吃些亏，其实也不尽然。比如，有一次她接手的一起补缴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劳动争议案件，由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规定不太健全，仲裁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时效和仲裁申请时效等同，如果作出仲裁，只能要求企业补缴仲裁时效期内的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而她在调解中，向企业说明缴纳职工社会养老保险费是企业的法定义务，职工人心稳定对企业发展利大于弊，最终企业同意补缴所有拖欠职工的养老保险费。

　　遗憾的是，为劳动者着想的劳动纠纷调解者并不多，能公正地站在双方当事人立场的调解者也不多，大多调解人更偏爱站在老板这一强势方。原因很简单，说好听的，是保护好企业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说不太好听的，和老板交朋友比和穷工人交朋友更有“利”可图。再有一个客观原因，调解比裁判能一劳永逸地结案，劳动争议裁决存在一裁二审的可能反复，调解无论是否合理合法，一旦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字，就彻底算是结案了。

　　不少工伤致残的赔偿案件一目了然，责任分明，仲裁可以实行一裁终局制，但调解人总是对劳动者隐瞒相关的法律规定采取一吓二唬的方式，让劳动者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有些官员片面地把调解理解成为企业服务，将伤害劳动者合法权益也作为服务企业的一种形式。

　　当劳动纠纷的调解偏离了轨道，成为恃强凌弱的橡皮筋时，保护劳动者的法律规定也被架空了，劳动法律难以让企业老板产生敬畏之心，反而会觉得是最容易踩在脚下的法律法规。（金备）

　　阅读延伸：工资福利劳动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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