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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就业压力与就业抑制问题初探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

2020-06-29 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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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传银（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

当前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笔者之见，就业问题存在两大症结：即城乡就业压力汇合，以及就业抑制这二大问题。

一、关于城乡就业压力汇合问题

城乡就业压力汇合是指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新增劳动力和进城农民工之间就业压力的相互交汇融合。城乡户口壁垒已经明显松动，歧视性的地方就业政策正在被加快清理，这是作为建立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的一大前提。如杭州市2001年出台了新的劳动用工政策，同时废止了限制外来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旧规定，开始全面简化用人单位招用人员手续，用人单位招用外来人员不需要再向劳动部门申报招用人员计划，也不再使用《杭州市外来人员使用证》。有关限制外来人员在杭州市就业的行业、工种、岗位的规定全部废止。

此外的一个明显趋势是，随着劳动力竞争的日趋激烈，就业岗位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再加上这几年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来收入低无人做的岗位，如环境卫生人员、安全保卫人员等，现在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的比例有时甚至是1：10，求人倍率0.1；而另一方面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正在通过种种就业技能的学习途径努力提高自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杭州市2001年外来工接受培训108098人次，占外来总人数的41%，另据市场调查，有70%-75%的人在迁至城市的一个月内就开始了工作。城乡劳动力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直接竞争已经不可避免。

而更为值得担心的是，这两部分劳动力群体中最先产生“碰撞”的，是年轻力壮、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村外来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中年龄偏大、劳动技能、文化素质低下的下岗失业人员等就业困难群体。现在市区劳动力市场中有相当一部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他们要求的就是最基本的工作，也就是与外来求职人员部分相重合的工作，重合程度比较大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环境卫生人员、家庭服务员等。由于外来人员的平均年龄更低（大约平均比下岗失业人员低5岁左右），教育水平相差不大，而在对工作条件和工资水平的承受能力上又超过城镇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在竞争中无疑具备了相当的优势，如何协调城乡劳动力对就业岗位的竞争，避免城乡两大劳动者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激化，将成为对正在发育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在不断规范的就业政策的严峻考验。

从2002年上半年统计报表显示，杭州市外来人员的就业率是164185/282480=58%，而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为101060/178219=56%，外来人员的就业率要比城镇人员高出两个百分点；综合杭州市城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和外来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情况，平均每天有二十个下岗失业人员找到工作，就有六十多个外来人员进入杭州市劳动力市场，也就是城市每解决一个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会有两个、三个新增的失业人口。

托达罗人口模型已经告诉我闪，预期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实际收入差距和获得城市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概率）组成，只要迁移的成本小于城乡工资的差距，就会作出迁移的决策。由于迁移者在城里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与城市中的失业率成反比关系，因而，如果城市失业率比较低，则必然使迁移者增加其预期收入，鼓励他的迁移决心，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政府为了降低城市高失业率，采取了一系列降低城市失业率的措施，然而城市的失业率改变不大的原因。

二、关于就业抑制问题

根据我国经济学家的分析，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能新增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我国近年来GDP呈高速发展阶段，然而反映在拉动就业增长方面，却效应不高，也就是出现了所谓的“就业抑制”问题。

反映在宏观上，就业抑制的直接表现之一，GDP增长对就业增长拉动效应正在逐渐减弱，就业弹性快速下降。笔者作过调查研究，杭州市“八五”期间GDP就业增长弹性为0.085，"九五”期间为负0.084。

就业抑制的表现之二，是城市化水平滞后。“八五”期间城市化水平的的就业弹性为1.176，“ 九五”为负0.370。由于大批转入城市的农民工长期滞留在低工资、低收入岗位，从总体上影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其次，数以千万计的廉价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导致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结果是城市大批低素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普遍下降，致使城市出现了以下岗失业人员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这种情况已经并将继续迫使政府拿出大笔钱用于消除和缓解这种贫困。

就业抑制的表现之三，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八五”期间是0.044，“九五”为负0.061,这是由于对就业贡献高的部门在资源占有和分配上的不利地位。从企业性质看，国有企业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也就是就业负增长的部门。从1990年到2000年，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所占的就业比重由62.3%下降到了37%，但资源分配的天平却仍然明显地偏向国有企业。各种财政金融政策支持都以国有企业为目标，而中小企业却为获得贷款而发愁。资本资源向国有经济的集中，反过来支持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加剧了就业抑制。

从2001年杭州市新增岗位的产业分布看，第三产业对就业的贡献率最大超过了90%，网络、金融、房产、广告、咨询等服务行业创造了一定量层次较高的就业岗位，迅速发展的社区服务业更是提供了大量适合技术素质不高、年龄偏大求职人员就业岗位；杭州是旅游城市，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和制造业为劳动力需求的三大支柱行业，其需求比例高达43%；空缺岗位的提供者仍以三资企业为主，其中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了一半以上空岗。

实际上，从对就业岗位增加的促进作用方面评价，私人资本，特别是中小额私人资本投入的效果是最为明显的。从2001年杭州市新增岗位的情况看，股份制企业增加岗位21808个，私营企业增加岗位2588个，非正规劳动组织增加就业岗位21500个，自由职业者增加岗位5485个，个体工商户增加岗位4288个。股份制企业经营机制较为灵活，用人也较为机动，提供的用人机会最多，占总需求的62.05%。

但是，从目前的形势看，培育和创造就业岗位的制度环境还不够充分，现行的产权制度及投资体制对于创造就业岗位的还有较大的障碍。主要表现是：现阶段创办企业注册资本的要求还比较高，从几十万到上百万，有的地方还实行准入制度。如银行、邮电、铁路、高速公路、电力、汽车制造等行业是不许私人经营的；限制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制度，如户籍制度等；各种乱收费，增加了创造就业岗位的成本。我国现存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或私人资本，政府应该更多给予民间资本或私人资本以发展机会，建立一个创造岗位的机制和制度环境，包括降低创造就业岗位的成本，清除一些过时的不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规章条例；对所有经济成份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鼓励大学生、有技术的人员去创造就业岗位，提供一些优惠条件。

城乡就业压力汇合问题和社会出现的就业抑制问题，都需要通过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以及实施积极的再就业政策来解决。任何再就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都可以归结于两方面：治理失业和促进就业。再就业政策应当首先取信于民，符合实际和发展需要、是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的政策。政府促进就业，应建立完整的促进就业优惠政策体系，需要对现行再就业优惠政策进行调整，实现四个转变；

首先，转变制定就业优惠政策的出发点。在宏观上研究和制定与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协调发展相联系的促进就业政策，将实施就业优惠政策作为政府促进就业的长期、重要的措施；

第二，转变就业优惠政策的重点，从改善部分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条件和全方位扩大就业两个方面研究制定就业优惠政策，将促进就业优惠政策的重点放在就业创造密度高的部门，大规模开发就业岗位；

第三，转变就业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改变以就业人群划定就业优惠政策范围为依据的职业划定享受范围，创造一个比较公平的就业环境；

第四，转变落实就业优惠政策的方式，改由政府各部门分散实施就业优惠政策为由政府职能部门归口落实。对就业困难群体采取由政府直接给予就业补助的办法；对用人单位采取由政府按就业领域和吸纳就业比例直接给予补助的办法。

就业问题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就业岗位正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演变成最稀缺资源，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内涵之一，就是中国正在参与对世界范围内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因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治理失业，创造就业，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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