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德聚众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储存爆炸物、故意杀人、敲诈勒索等犯罪案

二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贵州献才律师事务所接受杨大德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二审辩护人。围绕本案的定罪与量刑问题，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请采纳。

一、关于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杨大德的行为，不符合非法储存爆炸物的构成要件；同时，公司也不构成非法储存爆炸物罪。

其一、合法享有爆炸物使用权的单位，未及时上交剩余爆炸物，是否属于非法储存爆炸物值得商榷。

何谓非法？在本罪中，是指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行为。

目前，界定储存爆炸物品行为的合法与非法，应当以国务院于2006年5月10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条例》为准。

按照《民用爆炸物品安全条例》第42条、48条、50条等条款的规定，合法享有爆炸物使用权的单位，未及时上交剩余爆炸物，应当被排除在非法储存爆炸物的范围之外。这样的行为，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甚至连治安处罚责任都不应当承担。

此行为，究竟触犯了哪一部法律的哪一条规定？一审判决，没有给出具体依据，辩方无法判断一审判决界定此行为合法与非法的理由。

通读侦查机关的全部证据，尤其是证人陈兵的证词，辩方怀疑侦查机关认定此行为非法的依据是，县内不成文的规定。这样的规定，是国家的法律规定？显然不是。

其二、杨大德不知道公司尚有剩余爆炸物品，其行为不具有非难可能性。未及时上交剩余爆炸物品，责任在付均。

从杨大德的言辞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公司剩余的爆炸物品，由爆破员交给付均，再由付均保管在专门的铁皮柜里面；付均没有告诉杨大德究竟还剩余多少爆炸物品，杨大德也不知道还剩余多少爆炸物品；付均离开公司时，没有将剩余的爆炸物品移交给公司的其他人员保管。

保管剩余爆炸物品，杨大德主观上不具有故意，充其量具有管理上的过失。然而，非法储存爆炸物罪，主观上必须是直接故意。因此，杨大德不符合非法储存爆炸物罪的主观要件。

其三、未及时上交剩余爆炸物品，非公司的单位意志，公司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要认定公司构成单位犯罪，必须体现单位的整体意志，而不应当仅仅体现单位个别成员的意志。

本案中，储存剩余爆炸物品，没有经过公司股东会议决定，也不是杨大德的个人意思。对于付均个人的过失行为，不应当由公司承担刑事责任。

其四、一审判处公司罚金30万元，有失公允。

《刑法》第125条规定可以判处罚金，却没有规定罚金的具体标准。对于违规储存爆炸物品的行为，《安全生产法》第84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存危险物品，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刑法》第61条的规定，处以刑罚的依据是案件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本案中，由于公司员工付志刚的过失，储存了电雷管数量为31枚，一审即判处罚金30万元，这样的裁量是否过于自由？

二、关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根据《刑法》第290条的规定，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必须同时齐备三个要件，缺一不可：一是“情节严重”，一是“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和教学、科研无法进行”，一是“造成严重损失”。结合本案证据判断，认定杨长江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证据不足。

其一、何为“严重损失”？

对此，《刑法》第290条没有从立法的角度进行界定；同时，目前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理论界与司法界也鲜有论断。

根据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主编的《个罪法定情节研究与适用》一书观点，所谓严重损失，是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的法定必备要件，包括：（1）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以上，或者造成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2）致使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社会意义的工作计划、会议活动等无法进行，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3）致使关键性的教学、科研活动不能按期开展，无法弥补其损失的；（4）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其二、根据以上观点，被害公司因村民扰乱，造成经济损失5236元，显然不属于损失严重。提请合议庭注意一点，本案发生后，公安机关对此展开了刑事侦查，但是司法机关一直没有对杨长江追究刑事责任。同为司法机关，玉屏与松桃的态度判若天壤之别。针对本案再次进行追究，是否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刑诉原则？

其三、另一被害公司，因为村民扰乱，究竟遭受多大的经济损失，侦查机关至今没有委托任何具有评估资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此，很难判断，该公司受到的损失是否严重。

2011年7月17日，该公司自己向公安机关报告经济损失177757元，这样的报告当然不能成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理由在于：一是该公司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一是该公司不具有合法的评估资质。

三、关于故意杀人罪

杨大德对城管人员所实施的威胁行为，本质上属于妨碍公务的行为。一审认定为故意杀人，不符合通行的定罪理论，甚至不符合普通公民的一般常识，请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并结合本案的实际危害后果进行公正处理。

其一、杨大德不具有杀害被害人的犯罪故意。

2010年9月25日，杨大德供述，我开车撞过去，只是想吓他们一下，车开到他面前时及时刹车。2006年12月21日，执法人员罗杨证实，当时杨大德是控制起离合器的。由此判断，杨大德主观上不具有杀害被害人的犯罪故意。

从案发的过程客观判断。案发地点位于火车站，四周房屋林立，且人员众多。杨大德在车下与众多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上车发动轿车，需要较长的时间，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完全可以跑到石阶，完全可以跑到路边餐馆，也可以跑进客车站。如果杨大德存心要杀害被害人，会采取这样的作案手段吗？不会，杨大德还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

杨大德事后向付均、洪强说：“他命不该绝，我也不该坐牢”。此举，是杨大德爱显摆、爱吹牛、爱虚荣的表现，不能据此判断杨大德存心要杀害被害人。

其二、杨大德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妨碍公务。

妨碍公务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或者威胁的方法，阻碍依法执行职务或者履行职责的行为。

纵观本案，杨大德当天之所以威胁被害人，目的在于让综合执法组对违章停车行为不进行处罚，系典型的妨碍执行公务。杨大德之前与舒贵无冤无仇，不可能产生杀害被害人的犯罪故意。

其三、对于杨大德的行为，相关执法人员均评价为妨碍公务。

2006年12月20日，作为综合执法组的在场人员，冷秋写下了《关于杨大德阻碍执法的经过》，字里行间体现了将杨大德的行为界定为妨碍公务的态度。

2006年12月18日，作为综合执法组的在场人员，洪军写下了《关于县人大代表、舞阳村村长杨大德驾车杀人暴力阻碍执法的经过》，其态度与冷秋不谋而合。

2006年12月19日，最为综合执法组的受威胁对象，被害人写下了《控告书》，强烈控告杨大德妨碍执行公务。

以上三人，系专门的法律执行者，系案发现场的目击者，辩方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判断。

其四、客观上，杨大德的行为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

杨大德之所以谩骂、威胁执法人员，一是基于对执法人员的执法方式不满，一是基于对执法人员的合法性的质疑。杨大德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执法人员对违章停车的行为不予处罚。可结果是，执法人员照样执行了处罚，并没有因为杨大德的威胁而取消处罚。

另一方面，杨大德驾车冲向被害人，可是被害人却轻而易举的避免了侵害，结果毫发无损。

强调一点，案发后公安迅速开展了大量的刑事侦查，也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可是当年杨大德为什么没有受到刑事追究？实际上，杨大德的行为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危害后果，是不是司法机关认为，杨大德的行为符合《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条款而不进行刑事追究？

四、关于敲诈勒索罪。

杨大德不具有勒索张俊财物的犯罪故意，一审判决认定杨大德构成敲诈勒索罪并处三年有期徒刑，有违现行刑法和犯罪构成理论，有违量刑规范。

其一、本案事出有因。

本案案发前，因为交通堵塞，杨大德协助维护秩序。张俊不仅不听杨大德的劝阻，反而对杨大德无端谩骂，甚至还亮出刀具，意欲行凶。正是由于张俊的重大过错，引发了本案。

其二、主观上，杨大德不具有非法勒索张俊财物的犯罪故意。

张俊夫妇到了公司办公室，杨大德并没有开口向其索取任何财物，也没有示意他人索取财物。杨大德作为公司老总，也不至于要向张俊夫妇索取区区两三千。

其他人员，为帮助杨大德四处寻找张俊，进而向张俊夫妇索取燃油费、误工费。其他人的行为是否正当，在此尚且不论。但是，让杨大德为其他人的行为而承担刑事责任，有违“罪责自负”的刑罚原则。

其三、客观上，杨大德也没有获取张俊的财物。

从现有证据判断，其他人从张俊夫妇手中得到2800元后，杨大德未取分文。从张俊夫妇所得款项，全部被其他人占有和分配。

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在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方面千疮百孔、漏洞百出，依法应当予以改判。辩方渴望，二审法院以丰富的办案经营、扎实的法学功底，给杨大德一个公正而又经得起历史建议的判决。

辩护人：倪明学律师

2012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