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钱途”更要前途——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空间调查

　　新追求：“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

　　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在京城一家低档的歌厅，半月谈记者邂逅一群90后的外地打工者。外面飞雪正紧，夜已深深，这群少年却刚投入一周劳作后的扎堆狂欢，啤酒壮胆，挥舞着麦克风高歌狂吼。“我和我追逐的梦擦肩而过，永远也不能重逢”（刘德华）“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郑智化）“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成龙）……让记者颇感惊讶的是，在两三个小时的点唱中，他们唱得最多的除了情歌，便数励志类流行歌曲了，而且唱得格外起劲，个个争当“麦霸”。记者现场强烈感到，这是一群不甘于在城市边缘和底层苟且生存的“追梦人”。

　　其中一个名叫王鹏鹰的少年，两年前从皖北南下广州打工，每月挣1300元，包吃包住，活也不累。但生来倔强的他还是决定辞职北上，来首都闯一闯。他连连叹气：“在广州干了两年，每天重复同样的简单工种，感觉不到前途，没有奔头啊。闲下来就无聊得很，拼命上网，还是闷得发慌。我都18岁了，夜里想想大好年华就这样耗掉，真不甘心。我可以预料到，这样干个两三年后，除了能攒个两三万，别的什么也留不下、学不成，一点前途也没有。那时，人都崩溃了，要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梦想”是新生代农民工爱听的流行歌曲中的关键词，那么“前途”二字便是出现在他们与人交谈中的高频词。20岁的杜翔宇来自河南农村，剪着时髦的发型，穿着耐克运动鞋，完全看不出与城里同龄人的区别。“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我们这一代吃苦能力可能是有所下降，更注重消费和享受了；但是，如果与城市中的同龄人相比，我们的吃苦耐劳丝毫不差。老人们总是说我们‘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工作挑三拣四’，但他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想得更多。赚钱虽然重要，但前途更重要。”杜翔宇得意地对记者说，“通过参加培训班和不断充电，我现在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主要负责电脑系统安装，虽然刚开始干，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１５００块钱，但我看重的是能够学本领，有前景。等各方面能力具备了，我打算自己创业开公司。”

　　乔志远从辽宁锦州高中毕业后辗转北京等多个大城市打工。酷爱玩电脑的他在找工作时并没有把工资待遇放在第一位，而是瞄准了与计算机相关的岗位，参加了自学考试。“作为年青一代的农民工，我们所承担的家庭经济负担较轻，择业时现实待遇往往不是放在首位的，而更看重发展的机会和职业的前景。”小乔在表达自己的追求时，胸有成竹。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仅有的3位农民工之一，胡小燕坦言自己挺佩服80、90后农民工。“与我们这些上世纪７０年代出生的农民工相比，他们身上具有很多优点：眼界开阔，对新技术、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强；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更加注重个人长远的成长空间。”

　　新阶梯：打工仔照样可以晋升管理层

　　事实上，在新生代打工大军中，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员靠奋斗和历练逐步改变了地位，踌躇满志地跻身于“技术骨干”或“中层管理者”一族，初显城市“小白领”的体面。尽管这类人比例还很小，但起到的榜样激励效应很大，让那些初来乍到的打工仔有了奔头。

　　精干的打扮，锃亮的皮鞋，眼前的孙恒给人的印象自信而干练。19岁从安徽老家到北方大城市打工那天起，孙恒便将实现更好发展作为自己的追求，最终成为一家制衣企业的结构设计部门主管。如今已２９岁的孙恒感悟道：“打工不能仅仅靠吃力气饭，必须有一技之长，这才是最大的发展资本。刚来时在流水线上干操作工，工资只有１０００块钱，但我始终不甘心这样干下去。省吃俭用有了一点积蓄后，我自费到服装学校进修服装设计，并在３年后被提升为部门主管，现在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四千块钱。”

　　的确，和第一代农民工大多靠卖体力在城里打拼不同，在新生代农民工看来，有一门技能，就等于有了金饭碗；而有了“人有我优”的现代技能，就等于给自己的跨越式发展搭好了上升阶梯。

　　在天津金达制衣有限公司的宿舍楼里，来自河北邯郸永年县农村的王晓霞，一边听着ＭＰ３，一边将数码照相机里的照片往笔记本里传。今年２４岁的王晓霞是天津一家企业的辅料库主管。仓库的进出货管理全部实行信息化管理，为了竞聘这一岗位，她用攒下的钱购买了笔记本电脑。她只有初中文化，特别想再攒点钱，继续进修，取得更高的文凭或有价值的职业技能证书。

　　天津市建工集团工会主席毕志纯说：“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文化程度高，见识多，更注重职位晋升和价值实现，更想在城里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新职场：时兴职业也开始眷顾新生代农民工

　　体面，不仅存在于企业内部的晋升上，还存在于社会各行业美誉度和尊荣度的选择中。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发力和社会化分工的趋细，在加工制造业和家政、保安等传统服务业之外，一部分洋溢着现代气息的时髦职业也成了某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场新选择，不再是一些城市青年的“专利”。

　　当保安，曾是很多厌倦掏体力干重活的农民工的憧憬：衣着齐整，出入人前，有精神，有派头。而今，许多保安公司却苦于农民工保安流动性太大而应对无策。经父亲在北京的部队战友介绍，18岁的于海涛去年从山东临清来到一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当上保安。开始他还觉得挺新鲜、挺体面，但不到半年便发现，和他一同站岗值勤的其他省的90后农民工走马灯似的走了好几拨。于海涛对半月谈记者说：“由于人手缺，好多天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班，站12个小时的岗。北京冬春，下了10场雪，经常是夜里刚躺下没几个小时，便又被催起冒雪值勤。而工资又不见涨，每月还是千把块。我可能干不到今年底，也得另找更有出息的新兴职业，用双手设计属于自己的未来。虽然暂时贫穷，但年轻就是资本，就有希望。”

　　据介绍，同样是山东籍的一名80后农民工鲁鑫，五六年前闯北京时也是靠当小区保安起家，后来试了好几个职业，最终锁定了一家民营文化传媒公司执行统筹一职。虽然只是帮老板打下手，但每年要操办各种很有挑战性的项目，与各界名流打交道，他收获很大，自认为“长了见识，找到了自我”。

　　每天感受着日益变化而多彩的城市风景线，时装模特等相当另类的时尚职业也悄然映入新生代农民工的视野。21岁的孟宪杰毕业后离开秦皇岛老家，通过亲友介绍，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食堂上班。一次偶然从时尚杂志看到招聘时装模特的信息，他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前去应聘。1米88的身材，阳光的外形，很让拍摄方满意。为了达到更合适的出镜效果，小孟决心坚持健身，还要提高文化品位，训练出高雅气质。

　　半月谈记者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范围扩大、工种日益多样的同时，择业创业的自主性、独创性意识也在普遍增强。眉清目秀的周立影在北京她叔叔开的一家网店工作了三四个年头，已能熟练自如地使用电脑进行网上客服和发单配货。她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今年上半年自己忙着开一家少女服装网店，而老家那边总催促她回去相亲。她不想让无聊而尴尬的相亲耽误了自己创业，也不想匆匆把自己嫁了。业未立，她可以创；家未成，她只有等待。她默默观察到，北京人结婚很晚，而她才20岁，有耐心能在北京找一个真正“懂”她的另一半。

　　新需求：渴望通过继续教育和技能培训全面“提素”

　　教育和因教育获得的技能、素质，无疑是现代社会主导底层群众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技能和文明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择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也关系着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实现阶层流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郭金兴博士说，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素”，既是个体发展的需要，也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支撑。

　　2008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占到９０％，整体素质相对薄弱。南京师范大学实施的“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脱离土地和农业束缚，转变自身定位，对接受继续教育的渴望十分强烈。

　　上海电视大学近30%的学生是农民工。上海打工者成立的第一个读书组织——“外来建设者读书会”负责人胡一心始终难忘的一件事是：一位名叫丁进军的江苏青年因为工作调整到上海远郊金山，依然坚持骑车4个小时赶到虹桥参加读书活动，每次读完书回到金山，已是凌晨两点多……每次讲起这个故事，胡一心都不免感叹：“新一代农民工的求知欲是何等旺盛！”

　　然而，从全国范围看，当前对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普遍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体制不顺，效果不显。当前，为农民工提供稳定就业服务不是“硬指标”，又不能很快表现为政绩，往往不被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重视，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服务政策弱化，对农民工在城市创业的扶持更欠缺。

　　参加过几次培训，农民工乔志远摇头说，一些培训内容设置与实践脱节，与农民工就业实际需求脱节。农民工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培训，可选择空间不大，农民工普遍感觉“用不上”，“学了也白学”。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黄晓燕博士说，企业培训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强的优势，但目前企业在农民工培训中存在缺位，积极性没调动起来。

　　在深圳一家4S体验店，未满20岁的陈怒与店面经理侃侃而谈，他的目光巡视着4S店中的名车，并一一指出奔驰、宝马发动机故障该如何处理。尽管汽车技术书籍很贵，陈怒还是每周省下一顿早餐钱，几元几元攒起来买书。他很希望公司能有这方面培训，但“公司只在乎挣钱，不会管你的梦想”。

　　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往往难以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南开大学博士生刘敬威在“三农”专家刘纯彬教授的指导下，通过对500余位返乡的年轻农民工走访和问卷调查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年，相对较低的文化层次决定了他们在城市属于就业弱势群体，多属于“非正规就业”，从事的多是收入低、无保障、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不稳定的职业。

　　为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新期盼和提升文明素质的新需要，城市和政府应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范围，将农民工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继续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在继续教育、现代技能培训等方面的服务供给力度，帮助他们不断提升和积累人力资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半月谈记者在广东代表团会议现场听到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省长黄华华承诺，广东每年拿出7个亿，专门用于农民工的培训。

　　投入有了，培训什么？以什么方式培训？应设计适合农民工特点和实际需求的学制和教学内容，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工厂、开发区、社区办学校（如民工夜校），由政府给予全额免费培训，或者发免费教育券。尤其是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已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应分类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服务。例如，对有创业想法的农民工进行项目选择、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对有一定知识技能的农民工进行专业技校的系统教育。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目前我们对农民工的培训只停留在浅层，让他们学会一些简单技能，有口饭吃就行。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更注重个人发展，企业需要更有吸引力的东西才能留得住他们。“在中国，很少有人关注农民工的职业生涯设计、能力建设和心理疏导，表面的职业培训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他们有向上的渴求，政府和社会也应该加强发展方面的培训，为其创造向上发展的渠道和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