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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诚信”---谈法院保全工作的瓶颈

法律快车官方整理

2019-06-02 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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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唐毅军

　　法院的保全工作，原来只被认为是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辅助性的环节，现在已经被意识到是及其重要的一环。通过对财产的保全查封，使判决后胜诉一方有申请执行的依仗，减少法院判决书变成空头支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通过对证据的保全，使得裁判多少有了一些客观依据，增加了主观裁量的准确性。那么这与“诚信”有何关系，“诚信”能够保全吗？或者说“诚信”有必要进行保全吗？笔者参与法院保全工作有几年了，得出一个结论是，所有保全案件其实质都是保全“诚信”，“诚信”之保全是目前最重大的难题。

　　诚信，本属于道德的范畴，是近年来社会一大热门话题。在我国近十几年的社会生活中，失信现象如瘟疫一般肆意横掠，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帐假签证假评估报告；从普通人恶意消费透支，到一些官员言行不一政绩掺水；从“三角债”越滚越多，到很多地方政府出尔反尔宰投资者的肥羊；从教授剽窃他人著作，到足球场上“狗吹黑哨满天飞”等等。人们痛苦地发现，自己大大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充满了种种“阴谋”，而因此对社会充满“整体诚信危机感”。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大至三峡工程的招标投标施工，小至去士多店买瓶酱油，其实均以“诚信”为基础。只要是涉及两个以上个体之间的事，总会出现诚信问题，反面来说总会有骗人和被骗的可能性。法院的诉讼保全，其实就是丧失“诚信”而矛盾激化的产物。如果任由“整体诚信危机感”发展下去，也许真有那么一天会弄得什么事都得去保全，签合同先找法院保全一下，借款也找法院保全一下，甚至烟瘾发作想去买包烟，也得想一想是不是找法院保全一下，免得买到假烟抽出问题，幸好这仅是一个荒谬想法。

　　即使将法院保全的范围稍为扩大，比如说在银行贷款业务中引入法院保全这一程序，也必然会招致强烈的反对。因为这违反了社会经济的基本规律----成本加效率原则。事先进行保全也许增加了保险，但交易成本却极度上升，而效率却无限地下降，这样的经济活动有何必要继续下去呢？社会经济活动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弃诚信而行为，必然不能长久。而且，我们回过头想一下，其实法院的保全这种较为保险的行为方式，也是离不开“诚信”的。

　　在现今的财产保全查封与证据保全查封，其主要方式不外于登记、公告、贴封条、扣押，再以拍照、复制、制作笔录等作为辅助性手段。其中扣押这种方式在保全工作中很少运用，这是由于法院保全工作的性质（保障性、预防性）所决定的，仅在证据保全中，对于一些易于灭失、变造的物品（如帐册、产品样品）等，适用扣押方式进行保全。绝大多数的保全查封，按照最高法院有关查封有效方式的规定，分情况采取公告、封条、登记等方式，财物的实际控制权仍然在被保全人的手中。法院是基于“被保全人不敢欺瞒法院、不会擅自转移财产、不会伪造或毁灭证据”这样一种“诚信”，而把保全的财物仍由被保全人控制。另外，对于一些特殊财物如银行帐号、房屋土地、车辆、股权商标专利等进行保全，需要协助单位如银行、房产国土部门、车管所等协助办理查封，这种方式也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法院相信协助部门“会认真按照法律文书的要求办理查封手续，不会弄虚作假”。上述公告、封条或者协助查封文书实际仅是一种形式，一层“薄膜”，如果当事者不顾“诚信”这一基础，那么捅破这层“薄膜”是并不困难的事。

　　法院不可能派员24小时盯着被查封物，也不可能把其他单位的活揽给自己做，那些抛弃“诚信”的当事者便是利用这一漏洞，进行违法活动的。笔者经历过不少这类案件，查封某酒厂酒窑，酒厂负责人指使工人凿穿墙壁插水管偷酒；因专利案件查封某家具厂的家具样品，该厂人员则另作一套进行调包；还有银行故意拖延通风报讯帮助被保全人转移存款的，近期就有广州某银行行长指使职员，采取托延、造假的手段，在我院人员眼皮底下故意转走应办理冻结手续的4000万元人民币；还有的单位利用“转制”，另立一套招牌，转移大量资产，而致使原债主讨债无门。上述这类情况多不累数，相信经历过的朋友是很有同感的。

　　《白毛女》里的佃户杨白劳欠了地主黄世仁的高利贷，除夕之夜黄世仁强迫杨白劳卖女抵债，逼得杨白劳喝卤自杀。旧社会欠债不还的经常被债主逼上绝路。时至今日却颠倒过来，欠债的比债主还有理，欠债的成了爷，能把债主逼上绝路。在一个深受儒家诚信文化影响的国家，为何讲诚信的斗不过不讲诚信的？关键是中国目前没有形成对“诚信”的法律保障制度，“诚信”仍然局限在道德范围内，而没有强制的法律约束。回到本文的主题就是说“诚信”没有保全好。这么说可能有点玄，我们具体联系上述的保全案例，身为一个银行行长，不可能不知道欺骗法院、转移存款的严重后果，直至被送进看守所他仍然是不后悔。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个“利”字，他事先已经权衡了利弊。欺骗法院、转移存款最严重是被拘留，这是肯定意识到的，但如果不这样做，也许就会丢了工作，权衡之下于是作出了选择。从这一案例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现，法律对于抛弃“诚信”之行为的惩罚远远不足够、不对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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