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贩毒案，辩护人要求检察机关查明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要求侦查实验，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代××，男，1974年生，陕西省丹凤县农民，2015年12月23日在商洛市商州区被陕北某县公安局民警抓获，涉嫌罪名是“贩卖毒品”。代××12月25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1月27日被逮捕。代妻李××2016年1月14日来西安聘请律师。李××谈到：曾委托陕南L律师担任辩护人，L律师到某县看守所会见了代××，看到代身上有伤，代××谈了被侦查人员殴打逼供的经过，L律师认为案件难办，主动解除委托关系，不再担任辩护人。李××与永嘉信律师事务所签订合同，要求律师尽快会见代××，查明代××挨打的情况。张国安、杜世芳律师1月14日接受委托，1月17日（周日）到达某县，1月18日到看守所会见了代××。代××对律师说：自己没有贩卖毒品，被侦查人员戴着手铐吊打，忍受不了，信口胡说，第1次说从西安老王手里买了80克海洛因卖给刘某，第2次说是39.2克，第3次说“我没有贩卖毒品，以前谈话是胡说的，我是无罪的”，我越是否认贩毒，越是挨打。张国安、杜世芳律师看到代××双手腕有明显伤痕，右胸下部有凸起包块。

为了查明侦查人员是否对代××刑讯逼供（这关系到代××的有罪供述是否合法、有效，关系到律师的辩护方向），张国安、杜世芳律师2016年1月19日向县检察院检察长和侦查监督科邮寄《查明刑讯逼供调取证据申请书》，要求检察机关派员查明以下问题，并将调查结果及时告知辩护人：1、请检察官与犯罪嫌疑人代××谈话，直接听取代××被刑讯逼供的陈述；2、请调取代××进入看守所时的《入所体检表》，查明代××入所时身体是否有伤；3、请委托法医鉴定，查明代××双手手腕伤痕的长度、面积，形成的时间和原因；4、请委托法医对代××右胸下部包块进行检查，查明该包块是何种伤病，形成的时间和原因；5、请向2015年12月25日至31日与代××同监室关押的人员调查，查明代××被关押时身体是否有伤。律师的申请石沉大海。张国安和杜世芳律师1月31日、2月14日、3月16日、5月9日继续给县检察长和侦查监督科寄信。一位女检察官答复：案件报送延安市检察院，县检察院不管了。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查明侦查机关是否依法办案，是否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这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辩护律师要求检察院派员调查的问题，是县检察院应当查明、不难查明的事实。县检察院收到辩护律师10封挂号信，不派员调查，把问题交给了延安市检察院。张国安律师向延安市检察院邮寄《查明刑讯逼供调取证据申请书》。通过阅卷，律师看到了县公安局2016年7月18日《补充侦查情况说明》。《说明》称：“犯罪嫌疑人代××在商洛被抓过后，因路途较远，手腕上的痕迹属手铐所致”。 张国安律师认为县公安局的《说明》理不服人，8月15日向延安市检察院邮寄《侦查实验申请书》，强调代××从商洛带到陕北某县后，双手手腕不是“痕迹”，是血淋淋的伤痕； “因路途较远，手腕上的痕迹属手铐所致”，是不实之词，“路途较远”与“手腕痕迹（伤痕）”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成立；《刑事诉讼法》第133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张国安律师申请进行侦查实验。具体方法是：在检察官监督、辩护人陪同下，侦查人员在某县给代××正常戴上手铐，拉到商洛市，再返回某县（路途是商洛到某县的2倍），以此检验代××手腕是否留下痕迹或者伤痕。检察院收到律师的挂号信，没有答复。9月初，代××之妻电话说检察院不起诉，代××已释放回家。张国安律师要求延安市检察院邮寄《不起诉决定书》，检察官不同意邮寄。2016年9月16日张国安律师往返1天，到延安市检察院领取了《不起诉决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