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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与物价联动具体浮动标准需严格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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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04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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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胡萌认为，最低工资与物价联动的做法值得肯定，在我国贫富差距已突破基尼系数国际警戒线的今天，这是缩小差距的调节手段之一。物价的攀升，对老百姓来说最现实最具体的就是日常生活必须消费的那一篮子东西的价格升高了，而劳动力的存续和再生产都与这个篮子密不可分。这部分东西涨价，一般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可能感觉还不明显，但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日常生活就会受到较大影响。所以，随CPI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而且，目前我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并不高，如果用不低于当地平均工资40%的 “国际标准”衡量，很多地方提高之后的最低工资仍然偏低。

　　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梁小民持相同观点： “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一般是不会主动提高工资的。因此，工资指数化必须要有制度保证。早在1948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工会在协议中就达成了工资指数化的条款，上世纪70年代，美国通胀严重，不仅企业工人，甚至包括公务员工资，各种福利补贴，都指数化了。这种制度并不能消除通胀，但能确保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目前，我国的通胀已经影响到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生活，实行工资指数化可谓恰逢其时。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工资与物价联动并不是个好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业安表示： “要保证居民收入不贬值，应该由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来解决。如果使用工资和物价联动的办法，那就是在向企业转嫁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政府在调控工资时，肯定要考虑物价因素，但这并不代表需要直接与CPI指数挂钩。因为，这样的结果是强制性地增加了劳动力成本，造成商品涨价，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形成工资和物价的螺旋式上升，最终通胀更加难于治理。

　　对于这个问题，国防科工局信息中心副研究员孙国梁说： “居民收入随物价指数浮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并不适合所有群体，但是可以在局部使用。政府还是应该起到关键作用。比如说，低保就可以随CPI增长，因为低保是政府财政给予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与企业行为没有关系，也不会带动物价上涨，却可以保证最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不受物价的太大影响。”

　　由此看来，工资随物价浮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在短期内能缓解居民生活压力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会不会导致通胀加剧？

　　中国社科院博士后王雅龄认为，在我国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制度中，也有类似条文，但一般都加上企业利润增长率等限制条件。但是，目前我们必须考虑指数化工资，即 “涨工资”只考虑CPI，不考虑企业利润率。通货膨胀的成本必须由资本利润来化解，可以挤压垄断者租金的分配份额，但绝不能以此为由压缩劳动者的工资。当然，不能否认工资指数化或任何形式的工资增长，都有可能增加通货膨胀压力，但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两害相权取其轻。

　　王雅龄指出，过去对于 “工资指数化”的担忧基本都是认为它将助长通胀，那么现在就先分析一下这项制度如果实施，究竟能牵扯到多少人的工资。其实，所谓的 “工资指数化”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劳动者或者所有的工作岗位。比如说，计件工资或分包加工，就属于劳动合同和交易合同的交叉地带，只能靠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再者，企业中高层往往实行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年薪制，也与工资指数化关系不大。可见，工资指数化不会涉及到每一个劳动者，说到底它只是一个局部性应对通货膨胀的手段，并且也只能解决一部分人收入缩水的问题。所以说，延伸到通胀领域，压力不见得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影响通胀的因素是极其复杂的，工资只是因素之一，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全部。

　　也有人提出，没有必要担心出现 “物价上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物价继续上涨”的恶性循环，理由是联动不仅意味着最低工资随物价上升而上升，还隐含着最低工资要随物价降低而降低的意思。这种说法从原则上是说得通的，但在现实中是有难度的，众所周知，工资增长具有刚性特点，涨上去容易，降下来就难了。

　　因此，工资指数化不是不可以实行，但要慎重对待。多数专家认为，从目前通货膨胀的演变趋势来看，推行指数化工资对宏观经济无大碍。对于企业来说，虽不情愿，但能起到安抚在职员工的作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福利和保障，是生活稳定的底线，但是，具体浮动标准要严格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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