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领就业值得关注

蓝领岗位对就业的贡献并未减少

一般说，所谓“蓝领就业”，主要指第二产业及其延伸服务领域中的技术工人就业。

一段时期以来，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认识误区。很多人认为，随着新经济的发展，以“白领”为代表的人力资源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传统工业领域的“蓝领”将趋于消亡。这个认识并不正确。

无需讳言，在全世界范围内，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传统工业领域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所占比重已经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就是在我国，在过去5年中，“下岗”现象也主要是由“工厂”排出冗员为主引起。在“九五”计划期间，我国国有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95年时3326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1415万人，降幅高达57.46%。2001年底时，我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上年减少了447万人。这减少的“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也主要是第二产业的国有企业职工。

上述趋势是否意味着，蓝领就业岗位在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减少区间了呢？还远不能这样说。有三个因素应当考虑到。

一是，如果把非国有经济包括进来，在“九五”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仅从1995年的9803万人下降到2000年的8043万人，降幅为17.95%。与国有制造业就业人数的下降程度差别甚大。如果剔除国有企业的就业人数，事实上在这一区间，非国有制造业所提高的就业岗位从1995年的6477万人增长到了2000年的6626万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2.33%。

二是，随着大量新型工业最终产品的涌现，蓝领就业的范围已经从“生产线”延伸到了消费过程的售后服务领域。计算机、空调、彩电、冰箱、手机等都已经走进寻常百姓家庭。新型电子化的办公设备也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2001年，我国每百户城镇家庭中拥有的彩电数量为120.5台，空调数量为35.8台，移动电话为34.0台，家用电脑为13.3台。在这一组数字的背后，2001年我国的城镇家庭总数是1.55亿户。这些工业品使用过程中的技术服务实际上已经成为生产过程的延伸部分。而由此引起的就业岗位增加一般被统计在了社会服务业中。

三是，与蓝领就业相应的岗位并非只限于制造业。交通运输、建筑以及农机等领域中所需的技术工人人数在过去几年中是增长最快的。这从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增长速度、出租汽车数量的增长速度和城市化的扩张速度中就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九五”区间，我国的载客汽车从1995年418万辆增长到了2000年的854万辆，翻了一番还多。也就是说，在这5年中仅载客汽车的增长就至少提供了430万到500万人汽车驾驶员的就业岗位，还不算由此引起的

汽车维修等领域就业岗位的增加。

发展蓝领就业是中国工业化的迫切之需

“蓝领就业”在中国仍大有前途并有大力开拓的必要，因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用机器取代手工劳动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工业化的根本标志不是温饱，不是小康，不是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甚至也不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多少，而是社会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是生产率的大规模提高。系统的工具，即机器体系，是人类大规模支配自然资源不可缺少的武器。机器体系的普遍应用是生产力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工业化是一个艰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期间，“造机器”和“用机器”将始终是社会经济系统中最重要的分工领域。从本质上说，“蓝领”是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人机对话”不可或缺的媒介。要让13亿人认识机器文明、驾驭机器文明、享受机器文明，中国的“蓝领”绝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可以预见的一个长期范围内，中国的蓝领就业岗位将不是趋于减少，而一定是趋于增加。

在工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蓝领”内涵是不断变化的。在20世纪初，以美国发明的“流水线”、“定额制”为标志，“蓝领”工作的基本特点是单一工位的重复操作。在那个阶段，操纵机器的人实际上变成了机器的延伸。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日本的“管理革命”为标志，“全面质量管理”等管理思想开始强调“人的全面参与”，蓝领逐步成为了生产过程、机器体系的主动支配者、驾驭者。当前，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电子化、信息化的自动控制技术普遍应用为标志，一方面，“蓝领”正在成为高科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转换为人类意志的最重要媒介；另一方面，“蓝领”也从依靠经验性技艺与机器交流转向依靠新的技术语言与机器交流。事实上，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要求“蓝领”从单纯的劳动力转变为具有较高文化、科技素质的专门人才。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工业领域实际上面临四个大转变。一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产业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升级趋势。资源的配置重心从社会再生产链上、中游的能矿产业、原材料产业转移到了下游的加工制造业。“六五”、“七五”和“八五”时期以“能源、原材料为重点”的阶段已经转变为“中国制造”迅速崛起的阶段。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工业领域的技术基础已经从传统的“操作机革命”的阶段转向“控制机革命”的阶段。由此带来，以机械化、半机械化技术为基础的设备、工艺正在为以自动化技术、新型化工技术、生物技术为基础的设备、工艺所取代，机器从“人手的延伸”发展到了“人脑的延伸”。人操纵机器正在转变为机器操纵机器。三是，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国家包下来”的企业成本“软约束”机制正在转变为市场竞争下的成本“硬约束”约制。由此带来，原有“三个人的饭五个吃”的就业机制下“人排斥机器”的状况已经转变为企业为提高生产率而不断推进的“机器取代人”。四是，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各产业都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形势。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要求导致，各工业领域的技术发展战略都已从前期“少花钱多办事”、依靠买“二手设备”来实现扩张规模转变为直接采用国际最先进的设备工艺实现技术与产品的升级。我国前期“蓝领下岗”成为普遍现象，实际上不过是这四方面转变的外在反映。

从上述四方面转变中可以看出，前期“蓝领下岗”现象实际上反映的是我国现有蓝领队伍与蓝领岗位之间尖锐的结构性矛盾。蓝领并非不需要，而是现有蓝领队伍的构成不能满足需要。这个构成包括产业分布的构成、年龄构成、技术素质构成等多方面。重新打造一支满足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蓝领队伍已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迫切之需。

“中国制造”正在带来广阔的蓝领需求

近一年多来，“中国能否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话题已经成为媒体讨论的一个新热点。事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领域。当前，中国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的产量规模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现在全世界的彩电产量中在中国生产的超过四成，办公室设备的复印机中在中国生产的更达到六成。2001年，日本通产省发表的白皮书第一次提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工厂”。目前日本大型彩电企业中的松下电器、东芝、三洋电机、三菱电机四个公司都已将彩电生产的主要基地移到中国。日本索尼公司在上海的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中有8成返销日本。东芝的录像机、三洋电机和夏普的CD、单放机以及DVD等都主要是在中国生产的。

我国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是“十五”计划始料未及的。“十五”计划规定，制造业领域要“围绕增加品种、改善质量、节能降耗、防治污染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鼓励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时认为，“九五”末期供大于求的普遍失衡主要是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的。在这样一个判断基础上，在前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中曾特别提出“制造业的项目一个不上”。

实践发展突破了“十五”战略规划的设想。2002年上半年，我国出口总额增长速度达14.1%，远超出年初的预期，其中家电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功不可没。2002年上半年，仅彩电一项的出口就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1.04%。2002年上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仍保持在7%以上的高增长区间，汽车行业同比增长32%，是最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与此同时，机械行业同比增长21.38%，也是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制造业中的整机产量能够迅速跃起，其背后是零配件配套生产的大发展。目前在广东等省的沿海地区，家电生产的几乎所有零配件以及相关材料都可以很容易地就近采购到。实际上，轿车工业新品牌、新品种迅速涌现的局面同样昭示出，中国的轿车配套生产能力也正处于一个迅速扩张的过程中。有资料称，通用电气、惠普、奥林巴斯、摩托罗拉、戴尔、IBM、柯达等跨国公司已经纷纷在中国设立采购中心。其中通用电气2001年在中国的成品采购量已达到其全球成品采购总额的三分之一。

“中国制造”的发展必将带来对“蓝领”的广阔需求。目前的“中国制造”带来的就业机会仍以熟练工种为主。但这种状况正在改变。2002年春节前，广东一带一些外资企业欠发工资的新原因之一是，这些企业的老板企图用欠发工资的办法阻止一些技术骨干在春节探家后“跳槽”。欠发工资固然是不正当的手段，但这一现象反映出，技术蓝领正在成为稀缺资源。

“中国制造”引发的蓝领就业机会并非只得于制造业岗位。从现实市场说，一个基本估计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家庭中有20%的金融资产存量在10万元以上，已经越过了买得起和用得起车的临界点。而20%的城市家庭高达2680万户。按照国际经验，社会每20辆机动车保有量就需要有1名维修人员为之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我国有20%的城镇家庭买车，我们就至少需要有140万以上的维修技工与之配套。这个数字相当于我国2001年末下岗未安置职工总数515万人的27.18%。

蓝领就业已成为全球化竞争的主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后面临的国际竞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优化配置和国际间的重新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就意味着就业岗位在全球的重新配置。对有限就业岗位的竞争是全球化竞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蓝领就业岗位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共识，由于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即或世界经济增长从目前的低迷转为高涨，全球就业岗位的增加也将微乎其微。就是说，就业岗位正在成为世界经济范围内最稀缺的资源。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遇到的一系列国际经贸矛盾本质上都和对就业岗位的竞争密切相关。从2001年末迄今，日本为使其经济走出连续11年衰退的“泥潭”，正试图通过货币贬值，实施新的产业政策扶持等方式推动日本制造业的国内生产发展和出口扩大。其动机是日本的失业率正面临30年来的历史高位。日本政界、经济界众口一词地强调，中国以低廉劳动力成本为优势的制造业竞争已经成为了日本经济难以复苏的主要障碍。一向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美国祭起“201贸易保护条款”，对进口钢材加征关税，其动机也决不是认为钢铁将成为“新经济”的组成部分。美国之所以不惜动用大量外交资源、政治资源，所要保护的是目前美国钢铁业的15万个就业岗位。一段时期来，欧盟提出CR法案，要求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加装安全锁，针对中国产品树起贸易保护的“技术壁垒”，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国家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其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高涨的对中国家电等产品的“反倾销”浪潮，也是源于中国对这些国家就业机会的竞争。事实上，当前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新表现之一就是夸大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对发达国家就业状况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与原材料、能源、金融、技术甚至管理等资源要素相比，劳动力是最难实现跨国界流动的资源。而中国恰好是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制造业产品出口实际就是一种实现人力资源“出口”的重要形式。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制造”对我国国民经济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蓝领就业的发展空间不仅在于中国正在把更多的制造业产品卖向全世界，而且在于全世界的制造业正在把生产重心转移到中国来。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流向的最重要指向国之一。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在华投资。仅2002年1至7月份，我国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就分别达543.5亿美元和295.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31.8%和22%。

外贸之所以呈现出向中国加速注入的趋势，是因为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范围内增长最快的市场。国外经济学家预计，未来5至10年内，中国将有1亿家庭进入年收入1万美金以上的行列。年收入1万美金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程度”的收入水平。而1亿家庭所代表的人口则相当于美国和日本全部人口的总和。我国社会的收入增长正在使工业化后期的产品进入新的市场成长期。一方面，中国的“汽车元年”已经到来。2002年，我国的汽车销售量预期将比上年增长30%。另一方面，2001年，美国一国的汽车销售量就达1100万辆，中国2001年全国的民用汽车保有量才不过1800万辆。而中国人口是美国的6倍。仅汽车一项，已经可以清楚地一窥我国制造业发展以及该领域就业机会增长的广阔余地。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目前尽管我国的制造业产品出口和外资注入呈现出较好势头，但其基础主要是劳动力的成本低廉而不是劳动力的群体素质。这个基础是不稳固的。要把这样一个势头保持下去，要让中国真正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我们还必须加快蓝领队伍的培育和发展。“中国制造”的长期国际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支高素质的蓝领队伍。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固然重要，但技术产品是具有很强的“可贸性”的。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之所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IT产品采购基地，关键在于其蓝领队伍的强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全球有限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将主要是一场蓝领竞争。

政策应当为促进蓝领就业提高更多援助

在我国目前的就业政策体系中，除提供基本生活来源的社保体系外，促进就业的政策较多集中于职业信息介绍、自谋职业时的税费减免或创业资金融通、对吸收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企业提供社保补贴等。非商业化、市场化的职业培训虽然也有，但其培训内容较多集中于社区服务或自谋职业的技能等方面，与大机器工业、现代制造业相适应的技工技能培训很少，而且政策受惠面一般只限于城镇下岗职工。这种状况与我国劳动力队伍的基本构成是不相适应的。

目前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增量供给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时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二是城镇下岗职工，三是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三部分人群中，由于历史性、体制性等因素以及年龄、文化水平等原因造成，相当多的蓝领岗位对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实际上存在着很高的技术门槛。对城镇新成长劳动力来说，进入蓝领队伍也存在着观念、收益预期、制度保障等多方面的障碍。现在看，我们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就业政策体系，有针对性地加大对蓝领就业的政策援助力度。

1．普遍建立政府援助下的技工培训中心。这种培训中心可以是政府办，也可以是政府与用人单位合办。参加培训的求职人员也可以自行承担一部分费用。今后一段时间，各级政府在促进就业上所花的钱应当更多地配置在蓝领培训上。目前很多地方都把发挥本地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打造高素质的蓝领队伍应当成为这样一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很多人可能很少坐过汽车，有的甚至几乎从未见过汽车，他们与造汽车、开汽车、修汽车之间的距离是可想而知的。我国国情的这种特殊性决定，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更多承担起帮助劳动力跨越职业壁垒的责任。

2．进一步完善劳动预备制度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我国已从1999年在全国普遍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但这一制度与职业资格认证制度结合得并不紧密。完善劳动预备制度和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应当成为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培育蓝领队伍的一项重要措施。发展“持证上岗”制度的必要性，一是可以推动我国蓝领队伍的职业技能和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二是有利于建立高素质蓝领人才的流动机制，促进资源的不断优化配置；三是提高蓝领岗位的薪酬谈判地位和收益水平。今后在我国的工资制度中，可考虑逐步将目前的城镇最低工资制度逐步扩展为岗位最低工资制度，将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与岗位最低工资制度结合起来。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几乎所有的蓝领技工岗位都要求持有职业资格证书。而且持证“蓝领”的收入水平通常都要明显高于一般办公室文员等“白领”。

3．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全国性的专业技能人才市场，提高蓝领人才的流动性。应当强调一个认识，蓝领人才的流动性越高，越有利于全社会蓝领队伍的发展。一方面，蓝领人才有机会在不同的岗位中不断扩展自身的技能，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各产业的工艺、技术正是通过这种蓝领的跨产业流动不断相互促进的。从区域分布看，目前在我国，一方面技术工人最密集的辽宁省“下岗”问题最严重，另一方面制造业欣欣向荣的广东省专业技工普遍缺乏。这种状况也和蓝领人才的流动机制不健全、流动渠道不畅通、专门的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过低密切相关。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有必要从一般地促进劳动力竞争就业发展为通过专门的劳动技能人才市场促进优化就业。